【内容摘要】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音乐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的实践和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以西方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思想影响着很多国家的音乐教育，也包括我国的音乐教育。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国家在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我国，不仅将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引进课堂，自身所独有的乐教思想也值得思考。教学实践中，在不失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做到兼容并蓄，并从多方位视角看待音乐教育哲学是音乐文化传承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音乐教育哲学 乐教思想 民族性 多维视角

　　所谓“多维视角”指的是从不同角度、不用层面来审视某一问题或某一观点。纵观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教育体制长期存在并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整齐化一。由于我国通行1300多年的科举八股制度给我们带来了整齐划一、简单僵化的教育思维模式，当然也包括音乐教育。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文化的不断更新，国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很多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单一的教学模式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多维视角的教学方式应该实实在在地走进我们的课堂，运用于教学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

　　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音乐教育应该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它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处于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培养公民音乐素质的责任。但是在承担这种责任的同时，也将面临如何传承、如何发展的问题。“音乐教育的价值及其论证的视角和观点，是普通音乐教育必须深入讨论的基本问题。因为，支持不同音乐教育价值的不同观点，在实践中必然左右我们对音乐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认识，进而又左右着音乐教学的各个方面的行动。”[1]如此看来，势必需要有独特的方法和新颖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以及将要面临一代代学生的认识，都是一个必须要深思的关于音乐教育的问题。并且，在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思考我国所特有的音乐语言和思维是否可以全盘采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这一固有的哲学方法。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的传统乐教思想

　　中国古代有两种乐教思想，即“人体系”和“艺体系”。所谓“人体系”，指的是育人体系，我国向来注重人的全面培养，音乐教育也是为了培养一个全面的人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里的琴则指的是古琴，且摆在第一位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在全面培养人的教育中，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必不可少且放置首位，它对于人的发展、人的认识和人的素养等方面都起到促进、补充和完善的作用。目前音乐教育界还是充分肯定它的价值并把这种培养人的模式作为指导教学的方式方法之一。所谓“艺体系”，指的是技艺体系，是培养技术的体系。除了教技术以外，其他内容很少涉及，例如音乐的内涵、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表达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等技术以外的内容。也有学者称“艺体系”是“专才式教育”或“专科式教育”，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在现代的教学理念中已经不被社会认可，而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却比比皆是。无论是声乐课、钢琴课或理论课都可见老师对技术的重视远远超过对人的培养。但我们不难看出，培养人的音乐教育才是我们的追求，也是自身和社会的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显然是更好的教育，单一模式的教学已经不符合社会的需要。能够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行方法则是让音乐教育工作者学习有关音乐教育的各门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得体地运用乐教思想，充分展现“育人”这一教学模式，引导教师和学生更加全面地发展。

　　因此，“人体系”的培养模式应该胜过“艺体系”的培养模式，这也更加接近各院校甚至全国所面临的培养创新人才这一现实问题和社会目标。有时在教学实践中，音乐语言被一一分开来训练时，技术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放在第一位，有人认为，音乐有技当然要炫技则说明了技术在音乐艺术中的作用。但是，音乐教学终归培养的是人对音乐本身的认识及其审美意义，除此之外，它还肩负着音乐文化的传承。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切技术都要为艺术本身服务也成为了必然。技术是手段，艺术是目的，没有技术的支撑就达不到艺术所要表现的内涵，而没有艺术的技术却只是一些苍白无意义的劳动技匠。在强调艺术高于技术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从中国历史上看，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人体系”教育远远胜过“艺体系”教育；当社会比较富裕的时候，“艺体系”却开始逐渐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则是我国音乐教育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现在教学的一些不良影响。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向来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但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技术教育成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主流发展道路，这已经背离了音乐教育的根本宗旨。“虽然技术训练的音乐教育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为其存在依据，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也因如此，在教学实践中应避免出现这种不平衡状态，音乐作为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要与时代环境相吻合，从而实现“文化强国”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可替代的重要目标。

　　在中国的古代，“人体系”和“艺体系”两者融为一体也常常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庄子则常常把技术和技艺结合在一起谈“道”，其中《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强调了“数存胸中，得心应手”的高超技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灵感状态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得道境界。正所谓“无技不谈艺”，都体现出这两者之间应该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然而在教学中，得体地把握这两者之间的比例是每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思考的问题。虽然我国古代的乐教思想得到教育家们的认可，但与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相比，在某些方面有其不足与缺陷，比如心理学的发展和应用、当代教学法的深层思考等。

　　二、西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

　　当今的音乐教育哲学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功能音乐教育哲学等5种主要流派。在世界各国盛行的哲学流派虽然有很多种，并且不同的哲学流派折射出不同的音乐教育价值观点，不同的音乐教育价值必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在教学实践中，这些观点又会左右我们在课程中的言语和行为。对这些观点及其音乐教育基本问题的关系曾经给予较为深入讨论的人物有贝内特·雷默、戴维·埃里奥特、保罗·哈克和内特尔等。本文着重阐述雷默和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他们在影响西方音乐教育的同时，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也有着深远影响。

　　美国的雷默是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源于18世纪德国席勒和康德的古典主义哲学流派。席勒认为，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要有一座桥梁，这便是审美教育。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突出“审美”一词，而当时美国学校的音乐教育从19世纪30年代立法，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基本是服从于艺术之外的其他功能，这也就是本文提出的“非本体”价值的音乐教育，即音乐教育为智育、德育甚至健康教育服务。雷默对当时美国的音乐教育现状持一种批判态度，他说：“音乐教育向来是，目前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是非音乐教育，说重一点是反音乐教育。”[3]1970年，他的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出版，该思想在美国音乐教育界形成一种共识，把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来对待。他认为，音乐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中具备本体价值的学科，并且不可否认的是音乐对学生所产生的情感效应。其中说道：“当艺术被看做艺术，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说，不是一桩买卖，不是为了任何非艺术的目的时，那么它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特征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虽然艺术也为非艺术的目的服务，但审美教育首先关心的应当是艺术的审美作用。”[4]他认为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哲学，并且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教育观念。这种思想也一度影响了我国的音乐教育。1985年雷默首次在我国讲学，介绍了《音乐教育的哲学》的观点，刘沛在其论文中说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音乐理论家对音乐形态学的探讨已不是新奇事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当时就音乐论音乐比较保险，不容易再犯‘错误’）；自律论也不再是音乐美学的禁区；音乐教育更是有幸开始摆脱被庸俗化了的‘为政治服务’的羁绊。在音乐学术和音乐教育走出庸俗社会学的思想解放大气候下，雷默的自律的情感教育理论，尤其是他的‘审美教育’的高雅名称，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不会没有影响。”[5]

　　随着人们对音乐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教育学、艺术哲学、美学等各领域出现了新的看法和观点，否认音乐的唯一价值是能使人感受性增强的说法。认为音乐具有“他律性”，并强调音乐教学过程中要主动参与。这种哲学思想形成了另一个派别——以戴维·埃里奥特为代表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这种哲学思想与雷默的“自律性”有着冲突的一面，但也有继承的一面。冲突的一面，即自律和他律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音乐上的不同体现，而继承的一面，即要求学生对各种音响要素进行聆听、认知得到美感体验到强调音乐的行为意义或强调参与性。“在雷默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晚期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艾略特实践音乐教育的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虽然在艾略特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中‘实践’是核心思想，但也并不是全部，多维度也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6]周正基在其论文中也谈道：“艾略特认为音乐的概念是开放性的，音乐教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人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音乐教学的方法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雷默在其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后期发展中也提出了多维度的概念。”[7]因此，他们两位在根本观念上有共同之处，这离不开师徒关系之间的相辅相成。虽然埃里奥特对雷默有着不敬的抨击，但雷默并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相反却用一种兼容并包的立场吸收这些新的观点，并对自己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进行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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