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奥特在其论文中说道：“把音乐教育的这种哲学称为实践的哲学，我的意图是要阐明它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在于这种特定的行动形式是有意图的，受制于情境的。因而，它能够启迪人的自我，以及自己与环境中的其他人的关系。Praxial这个术语强调的是，对音乐的理解，应当与真正的音乐活动（music making）以及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聆听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相联系。”[8]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更多关心音乐在受社会语境所影响下注重集表演、创编、即兴为一体的音乐制作才是最重要的教学方式，音乐聆听是为这些服务的辅助手段。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带来的随机性创造，这是一种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与雷默的被动为主的学习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笔者认为，无论何种教育哲学，在教学过程中只要师生之间能达到共同参与，并真正实现对音乐的本真体验，就是好的教学。在此意义上，雷默和埃里奥特都有自身非常可取的观点，在教学实践中只要我们不偏离本国的文化轨道，借鉴以上何种哲学都有正确的一面。正如周正基在其论文中所提到的一样：“从音乐教育的宗旨来看，音乐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音乐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了人的思维、情感和身体，这符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等人提出的教育目标三大领域：认知、情感和技能。”[9]

　　三、文化背景下的教学实践及其运用

　　“每一种音乐都与一种特殊的文化相联系，也是这种文化的表达。”[10]这几年西方音乐教育的诸多思想渗透在我国的音乐教育实践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所提倡的以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这一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①，他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出从单一文化到多元文化、从西方视角到全球视角的转变。这是本文所提出的“多维视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大量的音乐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音乐的主要表现手段有和声、复调、织体等“多声”的形式，而中国音乐的主要表现手段是“线性”②。中西方的音乐特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体现的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华音乐文化的传承者，在吸收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同时，更要尊重本国的文化及其音乐的特点才是音乐教学的根本。在教学实践中，如果要回答像“高校音乐课程该怎样更好地开展”“高校的音乐教育应该以哪种哲学思想作为支撑”这样的问题，则必然涉及音乐及其文化内涵。

　　现在，从多元的观点回到本民族的课堂实践教学这一问题上来，即我国音乐教育“民族性”的问题。

　　“民族性”是任何一个国家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必须要明确的问题，否则，“音乐”这一概念就无从谈起。因为，没有哪种音乐文化可以代表世界各地的音乐语法标准。就像中国音乐所讲的神韵、腔调、写意等艺术特点，是无法用西方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所能够分析的。无论是器乐的演奏技巧，还是歌曲的发声方法都处处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内涵。例如，我国音乐的很多滑音就是很好的体现，这种给人以变了腔调的感觉就如同说话时的“音腔”——与中国语言的四声声调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音腔”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戏曲音乐、民间歌曲和民族器乐等艺术形式，而这些艺术形式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一艺术效果。再例如，我国的古琴音乐，由于古琴有着琴弦质地比较柔软的特点，因此它的余音很长。在弹响一个音后还可以滑动琴弦而产生一串音，这样的音很多时候无法用十二平均律来标示确切的音高音名，也无法用西方基本乐理所学的节奏型写出准确的节奏。这些正是中国艺术的审美追求：轻形式，重神似。在教学实践中，所有涉及到本民族的音乐形式时，怎能用一种外来的“所谓标准”来分析或是解读？在我国无数的音乐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为了表现细腻的感情而抑扬顿挫，有的为了表现奋勇的精神而高亢激昂，也有的为了表现委婉的思绪而含情默默。无论是怎样的旋律，它必然带有本民族的腔调和本民族的特色。在教学实践中，无疑是首先要明确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样才能肩负起传承我国优秀音乐文化这一使命。

　　在探讨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做如下小结：在高校的音乐教学实践中，无论是采取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还是西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偏取一家观点已不能被社会认可。笔者的动议着眼于中庸的态度，但这样的态度必须基于本土文化——“民族性”的认识之上。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听到像“以什么作为支撑高校音乐教学的哲学思想？”这样的问题，本文所谈到的几种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及“民族性”的浅显探讨，都是音乐教学“多维视角”的体现。单一地选择、片面地运用和古板地实施有时会减少甚至失去音乐本身的价值及内涵，多维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怎样做到既不失民族特色，又丰富学生对世界音乐的认识，是我们作为音乐教师一生都需努力完成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的后现代音乐教育思想.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4）.内特尔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有两个方面，其中以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一个方面，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中所欠缺的。在本文中，这一观点是“多维视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②线性：参见管建华《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之比较》，音乐探索1985年第3期，在文章的第六点，他详细地阐述了中西音乐各自的主流，“线的艺术”是中国美学特征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

　　参考文献：

　　[1][5]刘沛.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维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J]中国音乐，2004.

　　[2][10]朱玉江.论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J].中国音乐教育，2003（12）.

　　[3][4]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M].熊蕾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油印本，1982：121.

　　[6]郭小利.北美“审美”与“实践”两大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J].音乐研究，2008（9）：29-38.

　　[7][9]周正基.艾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解读[J].中国音乐，2009.

　　[8]David J. Elliott. 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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