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集体记忆的保存
　　在生理学或心理学意义上，记忆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心理反映，它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经验、感受、印象的累积。记忆不仅具有个体性特征，而且还具有集体性特征。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有其记忆性的内容，拥有对自己过去或悲伤、或自豪的“集体记忆”。
　　认同与记忆密不可分。认同的最基本含义是同一性，它意味着一个事物经过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后，还保持其内在的特质。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意识。在自我和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一致性，它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5]而记忆恰恰呈现了意识的延续性，使人在记忆中体认到自己是一个连续的同一体，进而实现自我认同。历史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国民对本国历史的记忆，是确立其认同的前提。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故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6]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能够使人们穿越时间的隧道，体认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地位，从而生成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国家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认同的形成也有赖于历史记忆的传承。通过对历史记忆的感知，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并传达着自己的形象。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如同一个失去记忆的个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究竟要走向何方，终将是一个认同感匮乏的民族。
　　 历史教育应注意史实和话语权把握
　　1.历史不容戏说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应当是相当严肃的事情。虽然历史的书写确有主观的成分，那种完全“价值中立”秉笔直书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记忆的书写决不能采用“戏说”的方式进行。尽管人们可以“戏说和珅” “戏说乾隆”，但对于类似“抗战”等严肃的政治题材，是不能戏说的。近来，一些抗战题材的作品“雷人”成分太多：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一颗手榴弹可以炸下侵略者的飞机，一把飞刀可以灭敌重炮，诸如此类令人惊愕的镜头频频出现。我们不禁要问：抗日战争是如此简单吗？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懦弱、不堪一击吗？表面上，戏说似乎能够展现抗日英雄的勇敢，这样的剧情似乎能够带来暂时的欢愉。实际上，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是对历史毫无根据的乱说，历史的真相被商业化的娱乐消解得不见踪影。这样的剧作不仅是对观众的愚弄，更是对抗日英烈的不敬。假如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不堪一击、如此拙劣，我们的八年抗战怎么堪称伟大的战役？怎么堪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转折？怎么解释抗战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的伟大地位？这样任意涂改历史，这样戏说抗战，无法激发全体人民沉痛的历史记忆，无法激发中华儿女内心的崇高感，无法激起当下的国人对抗战英烈的崇敬之情。
　　历史不容戏说，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严肃而重大的事情。同其他教育一样，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日常生活的目的，是让受众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激发起他们为民族、为国家奉献的决心和勇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既要让国人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同时也要人们深刻理解和体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的屈辱。历史的悲痛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不能抹去沉痛的记忆，使历史变得过于轻松是不合适的。我们遭受的伤痛需要抚慰，但是不能采用“阿Q式”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麻痹自己。残暴的敌人屠杀了无数无辜民众，抗日志士曾一次又一次进行着顽强而悲壮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献出了生命。抗战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无数抗日将领、无数爱国志士的殊死抵抗的基础上。只有保留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认识到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能激起我们热爱和平、保卫家园的坚强决心，这也正是国家认同教育所必需的一课。
　　2.国家要掌握话语的主导权
　　在历史教育中，我们必须要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把那些不应该进入历史话语的内容从历史教育中剔除出去。在历史教育中，究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历史教科书、究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言说的范围、究竟采用哪种方式、究竟从哪个角度对其加以言说，所有这些都是话语掌控者选择的结果。在现代国民教育中，国家会成立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对教科书进行审核。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要掌握话语的主导权。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历史课的基本职责是真实地陈述发生过的事实;但从认识的角度看，历史不会主动地呈现自身，历史事实必须借助语言来呈现。“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的界限就是历史认识、历史事实的界限，历史最终以话语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国民教育中，现代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对历史事实进行特定的选择和编排，以确定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进入教科书，这些历史事实应当如何叙述。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民族团结、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占主导地位，而那些鼓吹民族分裂、背叛国家的人物要么不进入教科书，要么纳入教科书后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为此不难理解在我们的历史学习和讲解中，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等人物符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抗击倭寇、虎门销烟、抗日战争等事件被一再呈现出来，不断强化着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所以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国家必须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采取多种方式将合适的内容材料呈现出来，以此来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最终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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