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到，在一个意指行为中，表述可以划分为物理表述现象、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物理的表述现象是交往行为中传诉需要借助的可感知符号；含义意向作为一种意义给予行为，使传诉的内容得以指向；而含义充实作为一个意义充实行为，则使一个传诉行为得以完成。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表述的含义得以传诉所不可缺少的三个环节。但是，与这种意指行为相伴而生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语词含义的偏差与含义的同一，胡塞尔将其诉诸于主观表述与客观表述的区分。

　　四、从含义偏差的根源到纯粹逻辑学的任务

　　胡塞尔说：“我们将一个表述称之为客观的，如果它仅仅通过或能够仅仅通过它的声音显现内涵而与它的含义相联系并因此而被理解，同时无须必然地观看做陈述的人以及陈述的状况。”〔4〕（A81/B81）在他看来，一些数学表述便是客观的，如我们前边谈到过的例子：“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边三角形的三条边相等”等等。对于这些客观表述而言，说者和听者的心理倾向、所处环境等不会对表述所具有的含义造成任何影响，它们具有之意义并不因时间、地点、人物等具体条件而改变。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本质上主观的和机遇性的表述，或简称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这种表述含有一组具有概念统一的可能的表述，以至于这个表述的本质就在于，根据机遇，根据说者和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实含义。”〔4〕（A81/B81）在这里，说者给予听者的确定含义要取决于观看到的实际陈述状况。“这些表述或是伴随在研究者自己的思维活动中，或是研究者通过它们来向其他人传诉他的思考和努力、他方法上的措施和暂时的信念。”〔4〕（A82/B82）在这种表述中，一切的传诉都是随机的。

　　在这里，胡塞尔对客观表述和主观表述的区分似乎源于休谟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在休谟那里，分析命题是先天的，它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具有逻辑上的蕴涵关系，因而是必然的；综合命题是后天的，它的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之中，不具有逻辑上的蕴涵关系，因而是偶然的〔5〕。胡塞尔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表述都是模糊的……而所有在纯粹理论和规律中作为其组成部分出现的表述则是精确的”〔4〕（A88/B88）。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客观表述与经验无关，因而是先天的、必然的；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处于经验之中，因而是后天的、偶然的，它的含义取决于具体的时空存在。但实际上胡塞尔与休谟根本不同，胡塞尔认为，无论是客观的表述还是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它们都分为精确的表述与模糊的表述，并且在精确的表述那里，含义是客观的和固定的；在模糊的表述那里，含义是有偏差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含义偏差迫使我们找到它的来源，它首先迫使我们考虑，“含义是否分为客观含义和主观含义、固定的含义和随机变化的含义？”〔4〕（A89/B89）是否“一些含义以固定种类的方式体现了观念的统一，它们始终不为主观表象和思维的变化所动；而另一些含义则处在主观心理体验的变动之中并且时而在此，时而又不在此？”〔4〕（A89/B89）胡塞尔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含义是客观、固定的，它们体现了观念的统一，而那些“时而在此，时而又不在此”的含义则被划入意指的范围，他说：“含义偏差实际上是意指的偏差……发生偏差的是那些赋予表述以含义的主观行为。”这样，对主观行为的界定与还原就成为构建纯粹逻辑学的关键性步骤之一。

　　胡塞尔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与一个固定的表述所具有的内容一样，那些被主观的、其含义随机而定的表述在特定情况中所意指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一个观念统一的含义。这一点明确表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中：从理想上说，在同一地坚持其暂时具有的含义意向的情况下，每一个主观表述都可以通过客观表述来代替”〔4〕（A90/B90），而这“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无非意味着客观理性的无局限性”〔4〕（A90/B90）。

　　这种客观理性的无局限性在康德那里是指理性限制知性的范围又指向一个超出知性定在（Dasein）的无限存在（Sein）〔6〕，它是一个认识无限推进的过程，在胡塞尔这里也是这样。胡塞尔说：“在这里，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是‘自在地’可认识的……都具有自在地确定不变的属性与关系……所有自身确定不变的东西都必然可以受到客观的规定，而所有受到客观规定的东西，从理想上说，都可以在确定不变的语词含义中被表达出来。与自在存在相符合的是自在真理，而与自在真理相符合的又是固定的和单义的自在陈述。诚然，为了始终能够真实地表述出自在真理，不仅需要有足够多的、各不相同的语词符号，而且需要有足够多的精确的、有含义的表述。”〔4〕（A90/B90）认识无限推进的任务被还原到“确定范畴”上来，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所提出的任务。在此，我们可以认为：胡塞尔的意思是说在科学中具有根本决定性的东西是含义而不是意指，它们构成了探讨科学本质的一般研究对象。对它们的探讨与建构，将构成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基础⑤。

　　注释：①

　　关于Anzeinchen，国内至少有三种译法：中山大学倪良康教授将其译为“信号”，南京大学方向红教授将其译为“指号”，苏州大学朱耀平教授将其译为“标志”。本文（乃至现象学）中讨论的Anzeinchen特指一种没有含义或涵义的符号（Zeichen），和汉语语境中的信号指“运载消息的工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译为信号似有不妥。本文采用方向红教授的译法，将其译为“指号”，将《逻辑研究》中频频出现的另外一个词Bezeichnen，按照倪良康教授的译法译为“标志”或“标识”。凡本文引用倪良康教授的译作，涉及到Anzeinchen这个词汇的，一律将信号改为指号。下文中不再注明。

　　②本文所引用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内容，均源自倪良康教授以荷兰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出版的埃德蒙特·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考证版译出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凡引文在标明出处时，除了给出卷数、册数和中译本页码以外，还分别标明A版（第1版）和B版（第2版）的页码，这些页码在中译本中作为边码出现。以下不再注明。

　　③原作者胡塞尔在这里加有着重号，以下凡引用原作者加着重号的部分，均加黑处理，不再一一注明。

　　④休谟认为，“我们只能发现各种事物相继出现，可是我们并不能了解原因所借以进行的任何能力，和原因同其假设的结果间的任何联系……一件事情虽然跟着另一件事情而来，可是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们中间有任何纽带。它们似乎是‘会合’在一块，而不是‘联系’在一块的。”见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与詹姆斯·菲泽将其论述为“因果性并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中的性质，而毋宁是一种通过A和B的随时重复而在心灵中产生的‘习惯性联想’”。见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著，丁三东、张传友、邓晓芒等译《西方哲学史》（第七版）第407页，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武汉大学教授赵林将其表述为“所谓因果联想不过是对事物之间恒常出现的先后关系和接近关系的一种习惯性联想或心理错觉而已。”见赵林《西方哲学史》17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本文在表述时略有改动。

　　⑤先验现象学的创始人埃德蒙特·胡塞尔终生都在追求“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alsstrengeWissenschaft）的理想，对于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具有执着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逻辑研究》发表后十年，他一直歇笔不发，直到1911年才在德国哲学杂志《逻各斯》（第一期，第289-341页）上发表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具体阐述了他对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构建理想，并在他一生的哲学思考中为此理想的实现而努力。

　　参考文献：〔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211.

　　〔2〕朱耀平.意义幽灵与语词肉身的二元对立的消解——德里达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反思与解构〔J〕.武陵学刊，2012，37（2）：13.

　　〔3〕方向红.论德里达与胡塞尔的符号学之争〔J〕.江苏社会科学，2003，（1）：38.

　　〔4〕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7-28，28，28，31，26，33，33，35，26，26，34，34，39，40，85，85，86，92，93，93，93-94，94，94.

　　〔5〕朱光亚，黄蕾.从基督教哲学到胡塞尔的一般和个别视域分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3.

　　〔6〕牛正兰，李朝东.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现象学意义探析〔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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