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就“国术游艺大会”的定名和选址问题作一介绍：关于“国术游艺大会”定名的问题，一度在武术界和政界人士中大惑不解，人们普遍认为用“国术运动大会”或“国术比赛大会”更合适，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采用，而是用“游艺”代替了“运动”和“比赛”这2个词呢？原因有2个：1）“比赛”2字太刺眼，武术界门派较多，有的还有些成见，好胜心可能会使他们冲破武德的约束。另外，若用“比赛”2字，无人保送的和自动要求参加比赛的是否接待？这些人无单位（或名人）保送，约束力没有，讲规则不听怎么办？打出人命怎么办？2）1929年，浙江省政府同时负责筹备召开一次全国体育运动会，一般简称运动会，在使用国术运动大会这一名称时，已有好几个省函电往来，联系工作，寻找门子，打错电报了。为此，省政府研究再三，决定将筹备阶段的“国术运动大会”，改名为“国术游艺大会”。其根据是“游艺”2个字最早见于《论语·述而》中之“游于艺”。“游艺”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孔子所谓的“艺”，指的就是“六艺”，朱熹也有类似的解释。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由杨荫深所著的《中国游艺研究》中，将游艺分为杂技、弈棋、博戏3类，其中射柳、角抵、相扑3项含有武术内容。在这之前的1915年，浙江省就创办了《游艺》杂志，后来天津开办了《游艺画报》和《新游艺画报》，北京创办了《游艺报》等。以我们所见，在当时“游艺”算是个流行词或时髦词。

　　关于“国术游艺大会”的举办地问题同样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为什么会选在杭州，其优势有3个：首先，浙江省十分重视中央国术馆及相关国术团体提出的符合民众的良好倡议。省务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论证“倡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中还有鲜明的政治性。其次，杭州是我国的6大古都之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可以吸引更多的参赛者。再者，杭州有多处露台争交遗址，可供参赛者参观和考证。据体育史考证：相扑比赛场地在“南宋临安城著名的有3处，一处在霍山行祠，“庙上露台争交”。一处在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7]，还有一处在“南高峰顶荣国寺。有华光楼，旁有射亭，有角面坻台”[7]。有人对后2种说法提出质疑，通过对大量的史书考证认为：南宋时，全国的相扑大赛有2个地点，有时在葛岭山北麓黄龙洞的“护国寺”，有时在南高峰“荣国寺”塔院。研究还认为，吴自牧写“护国寺”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是荣国寺，则文字上只须写作“荣国寺露台争交”或“南高峰露台争交”即很明白。正因为杭州具有这些优势，才顺利地获得了承办权。

　　大会会场设在杭州镇东清朝旧巡抚衙内的2hm2大广场上。其原巡抚衙在辛亥革命新军起义攻打时被烧毁，擂台（也是本次大会的表演台）是在平整后的废墟上用水泥建成的，高2m、宽约17m、长约34m，台子中间以白粉画一直径为10m的圆圈作为比赛界限。会场门口树起2座松柏牌楼，用红绿绸做巨大横幅，并写有“提倡国术，发扬民气”的大字。擂台上方飘着“欲全民均国术化”的大红横幅，两旁对联为“一台聚国术英雄，虎跃龙骧，表演一生功夫，历来运动会中无此举”“百世树富强基础，顽廉懦立，转移千载颓风，民众体育史上应有余思”。台上悬中山先生像一幅，并联云：“五州互竞，万国争雄，丁斯一发千钧，愿同胞见贤思齐，他日供帮家驱策”“一夫善射，百人挟拾，当今万方多难，请诸君以身作则，此时且资民众观摩”。场中四周贴满各种标语，使整个会场显得隆重而热烈，比武气氛异常紧张。

　　4“第2次国术国考”在项目设置上存在着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民国期间有2次“全国国术国考”。第1次于1928年8月发布《国术考试条例》之后的10月15—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来自山东、河北、北平、南京等17省市和中央国术馆的共330名应考者参加。其中获得预试（单人徒手和器械表演）的有240人，参加正试（徒手与器械的对抗）的有150人。最终有15人获得最优奖、37人优等奖、82人为中等奖。根据中央国术馆当时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记载，举办第1次全国国术考试的最终目的有3个：第一反对重文轻武，力主全民大众习练国术；第二为征集散落与流传在民间的武艺精华秘笈；第三为借此次国考之风，广招学员以令中央国术馆的学生队伍壮大。此次国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时隔5年的1933年10月20—30日第2次国术国考又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青岛、重庆、汉口、浙江、福建、贵州、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江西、绥远、南京及中央国术馆共20个单位438人参加。这次“国术国考”比第1次隆重、壮观，参加大会仪式的有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冯玉祥、李烈钧、蔡元培、戴传贤、于佑任、孔祥熙、何应钦、孙科、钮永建等。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亲自担任，何健、钮永建、诸民谊、张之江任副委员长，张之江兼总裁判长，李烈钧仍为裁判长，王子平、孙禄堂任裁判员。

　　这次考试基本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和1931年11月修正的《国术考试细则》执行。与上届相比有3点不同：一是设项略有不同。套路分5项：拳、刀、剑、枪、棍；对抗分4项：散打、长兵、短兵、摔跤。二是比赛规则有改动。预试有了评分细则，鉴于上届“擂台”形式易造成伤害事故，改为点到为止，并使用了防护拳套。三是有女选手参加，因而配备了3名女裁判（杨婉如、白素贞、翟涟源）助理。这次考试在项目设置上曾产生了2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在以往内地所见到的武术史书籍中从未提及，这次我们利用台湾方面的资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使之更接近历史的原貌。在当时，张之江注3倡导以“真功实力”的放开打，而禇民谊注4则强调“健身第一”的公平性。由于张、禇二人均为国民政府颇有地位的要员，对国术的推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受到了全国武术界的关注。现将张之江与禇民谊的主要观点概括为表1。

　　表1张之江与禇民谊争论的主要观点

　　从表面上看，张与褚的分歧似乎在考试方法上，其实，二者最根本的差异是在推广国术运动的思想上。张之江所持的国术仍在于自卫卫国思想，禇民谊则立足于强身保健思想。也因为此种思想的差异，使得双方的立论几乎没有交集。基本上，自卫卫国的国术技能理应以强健的身体作基础，而强身保健的国民，必能适应自卫卫国的场合，二者似应相辅相成方是。这次分歧或争论，以求同存异而告终。

　　这次正试采用双淘汰制，决出应试者等次，分甲、乙、丙3级。凡一项胜6次者为甲等，甲等名额占应试人数的35%。胜5次者为乙等，胜4次者为丙等，每等之内，按学科成绩排定先后顺序。在重量级别中，参加人数相对少，胜2次者就可以获得甲等。这次考试采用每项单独评分，逐项分别入取前6名的方法。最终获得甲等的有43名。其中拳术对试13名，长兵3名，短兵6名，摔跤3名，搏击（拳击）重、中、轻3个级别共9名。参加女子组正试的只有9名选手，皆取为甲等，以鼓励女性习武。

　　客观地讲，2次国术国考，是对对抗项目竞赛的有益尝试，初步奠定了武术竞赛的内容、形式、方法和规则，对近现代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国术馆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性的“国术考试”也在进行。如继1928年第1次“全国国术国考”之后，上海市国术馆举办了上海市第1届国术考试。应试者达500多人，试场规模宏大，每天观看者达三四万人。按照评定成绩定衔为“国士、壮士、武士、勇士”和及格5个等级。辽宁省先后在1931年和1947年举办了2次国术考试。第1次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主办，在长兵对抗项目上特制了器材，增加了安全措施。第2次由东北抗战烈士纪念会主办，考试办法采用先表演后对抗的形式，决赛入场卷上有本人照片，以防冒名顶替，实行无级别抽签的办法，获得了极大成功。河南省国术馆是成立较早的省份，辐射的面积较大，参与习武的人较多，每年举办一次国术考试，并积累了一些成型的经验。如旧中国第7届全运会武术比赛规则就是由河南省国术馆提供的。各地国术馆的建立，以及地方性的“国考”，有效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提高。

　　5抗日战争时期个别“武术家”走投敌媚敌之路是卖国行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采用各种实际行动抗击日寇的侵略行经。习武之人则坚持“国术救国”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身上的武艺和手中的利器为抗日作出应有的贡献。像东北军、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将士们在武器相对不足落后的情况下，发挥武术的军事作用。利用白刃格斗、夜间偷袭、诱敌深入、乘胜追击等战术，杀死砍伤无数的日寇，也涌现出众多的民族英雄，为抗日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几个民族败类，这是近代武术发展中的特殊现象，很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抗日战争中，出现了2个有名的大汉奸，一个是以提倡“中华新武术”驰名的马良，一个是以提倡太极拳驰名的褚民谊。抗战胜利后，马良死在狱中，褚民谊被判死刑。这2个人在武术上都有一定造诣，也都曾积极推广武术，在这点上的贡献不可否认，因此他们的名字经常被武术界提起；但是，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俩竟投身日寇，甘当走狗，不仅自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各自影响了一批人，使南北一批民间武术人士追随其后，也走上附敌和媚敌的道路。这是民国武术一段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

　　褚民谊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后弃医从政。他深知太极拳的健身价值，而广泛接触武术界朋友，并创编了一套太级操，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政治上，褚民谊则一直与汪精卫走得很近，属于国民党内的“汪派”嫡系，因他俩是妯娌。抗战爆发，汪精卫悍然投敌，组建伪政权，褚民谊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紧随汪精卫走上汉奸的道路，并成为汪伪集团的要员。他先后担任过“驻日大使”“外交部长”“广东省省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成了臭名昭著的“名牌汉奸”。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他一边大权在手，威风凛凛，脑满肠肥，一边还想着他的健身养生之道。在他担任汪伪中国体育协会会长和伪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长之时，曾凭借其社会关系和影响力，拉了一批“体育名流”和“国术名流”投身日伪怀抱，多次组织体育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活动，向日寇大献殷勤，丢尽了中国人的脸。1945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假借广州成立警备司令部“治安维持会”之机，派军统首领戴笠和郑介民负责解决广州的汉奸问题，并顺利活捉了褚民谊，于1946年8月23日枪决了褚民谊。

　　马良正因为主持创编了《中华新武术》教材，才使得其名声大振。实事求是地讲，“新武术”在当时是个创举，对武术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综合资料分析，马良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1）投其所好。传统武术本身脱胎于军旅武术，许多招招式式有较强的实用性，无须增加“带数口令”和步兵操典成分。马良以自己的军旅经历与行武出身，编创“新武术”，简化其传统武术，以“马氏体操”的形式出现，迎合了当时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2）借力发力。马良为了抬高“新武术”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军政关系和社会关系请到政府要员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张謇、梁启超等，为“新武术”四书作序，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新武术”的影响力，近而达到借他人之名，扬自己之名的目的。3）王婆卖瓜。编创的“新武术”，本是“马氏体操”，已失去传统武术的特色，却要打出推广“国粹”的招牌，吹嘘“新武术”就是“我国之国粹”，并企图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当即受到了舆论的谴责。4）抄袭他文。马良除了主持创编“新武术”，其武术言论是比较少的。1924年9月曾在《体育与卫生》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马良的《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年纪略》的文章，它代表了作者的武术观点和思想；但遗憾的是，“该文无论从题目到正文内容，都显然是由麦克乐注5《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的‘中国武术’一节搬抄而来”。通过具体文章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章结构是仿袭；文字内容是侵吞；此文抄袭无疑。5）亲媚日寇。1919年8月5日，任济南镇守使马良无故杀害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等3名爱国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抗战爆发后济南失陷，善于投机钻营的马良再次投向日寇的怀抱，初任济南维持会会长，后任伪山东省公署省长、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跟着大汉奸王克敏当走狗。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在保外就医期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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