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民新闻时代的到来，冲击着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从对新闻记者是否属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出发，探讨专业记者身份的再定位问题，认为将新闻记者定义在知识生产者的范畴，并进行一定的阶层划分，是更为合理稳妥的指称。专业记者要在探求真相中发挥专业优势、在社会协调中采取建设者立场、在公共领域具有建构对话的能力，从上述三个层面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以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性。

　　关键词：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公民新闻；新闻生产；专业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47-006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公民的信息生产能力，冲击着专业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的各个环节。专业媒体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新媒体技术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媒体转型压力”，就是“社会化媒体以及公民新闻对专业媒体的传统地位与业务模式的冲击”。[1]“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是“社会化媒体影响下的新闻生产模式”，“专业媒体仍然需要坚持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对公民新闻价值的尊重基础上“对自己的专业角色与职责重新定义”。[2]近年来在“重新定义”专业媒体的探讨中，关于新技术因素对传媒业影响的讨论颇受重视，而对新闻生产的主体——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和角色认知缺乏新媒体背景下的再思考。“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面对媒介场域内的众声喧哗，专业记者如何发声？其核心竞争力又如何体现？

　　另一个问题显得有些尴尬：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从一般常识、职业或知识分工等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新闻记者自然可以归为知识分子群体。但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来看，新闻记者又很少明确被列入知识分子行列，或者语焉不详、避而不谈。同时，查阅相关资料可见，关于媒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相当热闹，而专业记者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话题却鲜有提及。新闻学教科书上对于新闻记者的表述无不立论于知识分子传统，传媒也是知识分子“立言”的重要空间，而实际公共领域内对新闻记者身份的讨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或许可以借用布尔迪厄所言，“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3]264，新闻记者是吊诡的知识分子。

　　将上述两个问题联结起来考虑，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新闻记者身份问题的讨论意义何在？有无历史渊源和现实实践？本文试图对新媒介环境中专业记者进行身份再定位的论证，以期唤起学界和业界对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主体能动性、可构建性的重视。

　　一、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看新闻记者的身份界定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来自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4]3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个源头来自法国，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仍然是指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左拉与他的《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早期知识分子的概念与职业、专业联系不大，以创立“知识社会学”闻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结构上是开放的和民主的，是具有乌托邦思想的自由职业者。曼海姆论证的出发点是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之同时代的葛兰西着眼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划分：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代代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本质上属于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另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位的人，他们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支持和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5]257这种知识分子作为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

　　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4]8席尔斯的定义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更为宽泛。

　　法国哲学家朱立安·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5]12班达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他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批判了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背叛了价值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6]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受班达的影响，但更为极端，“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5]6按照萨义德的标准，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稀有物种”了。

　　在著名法学家波斯纳看来，“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他的划分更加细致，说明也更加充分，并且列举出大量名单。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属于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则不是。”[7]

　　在以上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中，我们无奈地发现新闻记者在不同界定的圈子里跳进跳出，难有定论。问题纠结在到底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职业性、社会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或者回到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化之中，进一步推进到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的追问。无论是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还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从概念的简单界定解读，如何理解他们所指称的知识分子，背后隐含的也是上述的问题。在悲观谈及知识分子的终结问题时，多数理论家站的是精英主义立场，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批判知识分子死了，传统知识分子死了，死于知识专业化、体制化和有机化的过程中。

　　由此看来，本文问题的源点就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本文也无意于拟出新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是从对知识分子概念简单的历时性梳理中，我们可以为理解新闻记者的身份定位确立一定的话语背景，毕竟只有先解决好“WhoamI”的问题，才能使如何可能更为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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