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学界掀起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成为一体，其代表学者萧功秦成为瞩目焦点。萧认为新权威主义本质为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所产生的稳定政治环境，加之大幅度社会改革的举措，国内会出现贤人政治，并可有效避免极端思潮会社会稳定的危害。本文认为，萧功秦及其新权威主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回避该理论自身的风险和易产生的问题，并欠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公共性关怀。

　　关键词：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265-03

　　一

　　人类历史上大多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因其社会风云诡谲莫辨、利益群体细化、冲突矛盾浮现，给了知识分子体察社会与借机发言的最好机会。知识界也由现实状况之复杂而学说林立，保持独立清醒之意识与随波逐流、投机取巧之辈频出。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保持独立身份、依靠知识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强烈关怀，体现公共良知与社会参与意识为特征的，这与现在的技术官僚和所谓职业性学者是完全不同的。①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觉悟尤其凸显，知识分子在长达几十年的边缘化后重归社会政治生活中心，并自认为作为改革精英和知识领袖，有必要思考和引领改革的方向。当然，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蜜月期总是短暂而尴尬。②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国内学界掀起过一次关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为议题的激烈论争。当时的支持者便是援引新加坡、西班牙等国成功模式，力证我国亦面临相同困境；反对者则以为当时出现的问题大多即是由集权所引发，故而强调改革政治体制。③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场由新权威主义引发的讨论在大众传媒的包装传播下，卷土重来。与上一次学院式的争论不同，这一场激辩携卷着市场化媒体的商业意图、直面普通民众的受众群体，面临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之后的现实状况。萧功秦作为从八十年代坚持至今的新权威主义代言人再一次被推倒历史前台。

　　与先前的内部研讨式的形式不同，互联网制造出了诸多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对公共平台和视听需求，迅疾地收到各种资讯和反馈，使他们的争论和探讨变得透明、及时而通俗。于是在这个情境下，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首先地肯定是建立在他们作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具备相当必须的知识；其次便是必须采取一个一个公共立场，类似于张季鸾办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能够超越自身的处境和知识结构，这便是当代的知识分子职业道德。面对国家控制下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日趋完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导致的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社会高度发散和多元化致使知识分子再度边缘化，以及后现代理论席卷下知识分子公共信仰元话语的不复存在等这些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挑战④，知识分子如何重建公共性、如何在精神和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何将现实政治和改革路径解构、分析并设计出一套来自知识界的理想蓝图，成为当下这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必须回答自身的问题。

　　这次由萧功秦带来的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给了我们一个透视此一问题的棱镜。萧作为一个执拗而自信的学者，他相信自己一生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便是新权威主义不仅仅作为社会现实存在，并且它在理论上亦是最合适的制度设计。尽管从八十年代提出之始便遭质疑，但他相信，十年后的未来会为其证明其正确性。学院身份给了他一定程度上就此问题发言的条件，大众传媒给了他叙述自己理论框架和回应争议的机会，于是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和关注这一议题的知识分子所折射出的政治选择便在激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微妙的呈现。

　　二

　　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就其本质，亦或其功能而言就是一味混合药剂：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所产生的稳定政治环境，加之大幅度社会改革的举措。此一主张所遵循的历史思路大致如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始时期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奠基者，利用其体制内元老派的丰富政治经验，击败西化激进派和党内保守派的攻击，使得转型成本大大降低，为新权威主义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后，江泽民实现了新权威主义主导下的经济转型（分税、加入WTO等），胡锦涛进一步实现了在此政治哲学指导下的进一步经济起飞。新权威主义在中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威权主义的万能全效，用萧功秦的总结便是“近水楼台效应”的加强：与政治集团愈相关的群体，其获利愈易，且这一模式愈加被固化。具体来说，便是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朋党政治与利益团体泛滥、国有病、三公消费增加，以及两极分化愈发严重。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两种极端社会思潮重新抬头：新文革主义与茉莉花主义，因其都具有极强的自圆其说的能力，并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打包为简单的群众口号从而容易引发民粹的广场效应。⑤

　　面对由此席卷而来的对于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萧功秦认为超越左右、共同追求中道理性之声才是解决方案。于是，较之被萧功秦称为“新权威主义1.0版本”的邓小平时代过度到“新威权主义2.0版本”的习近平时代，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如下几项：以新八项注意理顺民气；党内整风；以大力打击腐败既得民意又树中央权威；整治网络环境以打击极端思潮带来的政治参与爆炸；以8·19讲话为标志的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以实现政治稳定；简朴、务实地纪念毛泽东（极左的政治符号）。在萧功秦的理论框架中，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十项决定为例的改革措施正是新权威主义得以发挥功效的一个重要面相。但是，改革的前提绝对是列宁主义式的、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带来稳定的政治环境。

　　萧功秦认为，以法国大革命为最好的例子，传统的集权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转型时，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极易发生井喷，而执政者面对群体压力时，若是拒绝，便使参与者爆发悲情主义；若是让步，便使参与者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双方最后都有产生过度反应，从而爆发“薄壳效应”：在地壳最薄弱之处火山喷发，威胁到稳定的政治环境。理想的路径设计应是，利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政治维持稳定，再大刀阔斧自上而下进行维新式改革，消解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与焦虑，使得极端思潮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最后实现民主自由。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萧功秦与其新权威主义更多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上与其意见相左的学者进行“激辩”。作为由大众传媒传递出的声音难免煽情、高调和具有表演性，萧功秦主张的“铁腕”、“强人”、“威权”被彻底放大，作为解决新威权主义弊端的另一个方案甚至没有在媒体上呈现，即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进入转型社会后，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利益群体缺乏社会组织，并缺乏通过特定组织与政府沟通的途径，那么社会成员作为游离的个体，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便在所难免。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直接造成了“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模式，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先天不足、后天孱弱。萧功秦指出，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可以通过“法团主义协商制”的路径，将现有的由国家掌控的社团组织逐渐转化为具有自主性的中间组织，减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直接摩擦。通过这种“旧酒装新瓶”的、并且目前为止最能为国家所接受的方式，可以实现降低成本、维护稳定，逐步走向“强国家-强社会”的形态。⑦

　　三

　　作为历史学家，萧功秦乐于用历史作证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国家发展初期的重要作用，并乐于承认中道理性的政治观应是拒绝追求完美的革命思维亦或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主张渐进地、尊重现存秩序和历史连续性地获得新机制在就机体内部的生长。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在于其“天真的乐观”（萧功秦称其对于中国未来持“谨慎的乐观”，对此本文并不能认同）：如萧功秦强调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并不是为威权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辩护背书、投其所好，亦或被当权者所用。他的用意在于提示拒绝改革者，如不改革，便有民粹主义的革命危机。⑨萧功秦式的新权威主义不仅仅是对强人政治抱有期冀，更是对开明君主的向往。他的路径设计如果自下而上来看，实则是为执政者创造使其富于安全感的政治环境，明确其执政地位的不受威胁，继而放松神经进行改革，最后使整个社会走向更为民主自由的未来。萧功秦担忧的执政者对于民众妥协让步最后造成得寸进尺的结果，反过来佐证了他提倡的是民众对于政府的妥协忍让。正如秦晖指出的，要讨论新威权主义，首先要讨论对新威权本身的威权力度如何加以约束、如何问责、限度和边界在哪里。另有其如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以及即便强人在面临巨大改革时，孤掌难鸣，改革动力如何而来的问题。除此之外，新权威主义还面临三大难题：关于其理论有效性，作为学术概念它毋庸置疑，但是不是能解决当下议题；25年前新权威主义的提出便遭到知识界的普遍质疑，在今天如何能够被主流知识界所接受；该框架能否被执政者所接受。⑩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萧功秦给出的答案仍是对贤人政治的极大期待，因其强势的权力和对时局的掌控力、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自我更新的能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萧的政治理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是执政党出色的领导表现使民众认同，又因这一认同带来的安全感而加大社会宽容。{11}这所强调的依然不是激进与否的问题，而是十足的带有精英意味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从本质上讲，萧功秦的理论基础出发于不相信民众，“薄壳效应”意味着民众先天性具有非理性、激进的因素，民主并不能够被争取，反之，愈斗争愈争取，社会便离民主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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