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近30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独特的思路，机智风趣的语言，脱口而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引人入胜。我常常听得入迷，忘了记录。 
　　回忆录成稿始末
　　“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博古夫人张越霞介绍，我与师哲的夫人周惠年及其子女相识，并了解到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15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出访苏联等国，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便十分想见他。但师哲于1962年后一直隔离审查，当时关在秦城监狱尚未出狱。
　　1975年5月，得知师哲从监狱出来流放到陕西扶风。8月，听说他为了解决自己的政治结论问题回到北京住在福绥境，我登门拜访。这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动作敏捷，待人热情，一见如故。那时正是和“四人帮”斗争激烈的年月，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没有涉及50年代的中苏关系，但是他谈锋甚健，话语中充满乐观、机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他送我出门时，叮嘱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包含了多少经验和教训。这次见面，他那鲜明的性格，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独特的看问题视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1月，政治形势突变，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他无功而返，不得已回到扶风。
　　1982年，师哲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
　　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81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草稿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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