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患轻度中风，但是头脑清楚，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
　　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相助，得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
　　师哲是个性情中人，他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们尊重师哲，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见《外交风云录》余湛等人的文章。他回忆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他认为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由朱德出面提出约法三章，至今对此事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作为当事人，这种说法应予保留。他认为林彪1942年回国后直接从西安到延安，而实际是林先回到延安而后才去重庆。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师哲的四个特点
　　师哲，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这样的老同志很多，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还有800个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
　　随着我与他交往越深，对他越了解，才渐渐找到答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的倔强、耿直性格有关，更主要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15年的经历有关。20岁到35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岁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西方的思维习惯。这就是民主、平等、开放。
　　他那独特的视角，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18年的经历有关。1938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194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七大，准备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的秘书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他参加延安整风，在中央社会部、陕甘宁保安处工作，任一室主任等职务。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这18年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1月他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拿到火车票，他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15年，对苏联的优点、缺点有较深刻的认识。《师哲回忆录》在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1990年、1991年正是恰当的时机，真是天助人也。
　　第三个原因，他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中央编译局的任务是编辑、翻译马列著作，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革”前印了几十本，没有出全）、《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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