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导致"爱有等差"的慈善观念的形成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根据对方与自己的亲疏关系而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关系结构就像水波一样，以自己为水波的中心一圈圈往外推，愈往外推关系愈远，水波的影响力也越弱，而陌生人处于水波的最外面，疏远到无法被个人关系圈子的水波触碰到，这水波式的结构便是费孝通所指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⑥，"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向另一个路线推是朋友"⑦。这种"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与儒家"从爱亲开始，以孝为核心"的思想相结合，导致"爱有等差"的观念的形成，也即人们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由亲向疏逐步推开，对亲人、熟人、陌生人的关爱程度逐步递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人们更加突出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以及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不习惯向关系疏远的陌生人捐赠钱财。将公益慈善对象局限在亲人与熟人圈子里，缺乏对陌生人的人道主义关爱，这是一种狭隘的救助意识，会对现代公益慈善意识的产生起到阻碍作用。

　　3.监督不到位造成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

　　当前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注册数量多而实际规模小，从业人员不够稳定，许多公益慈善组织大多由流动性较强的志愿者担任工作人员。因而，政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管存在一定的难度，公众对其实际情况也难以把握。这是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另外，在现阶段我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和银行等多主体负责，这种联合监管看上去分工明确、相互制约，但实际上这种分工合作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约束，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对公益慈善组织监督不到位，意味着很难发现公益慈善组织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不透明，甚至部分公益慈善组织背离公益慈善的目标去追逐利益，这些问题的产生是政府缺乏监督的结果，同时也使得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发生危机。

　　4.政府在公益慈善事业中角色定位不清

　　公益慈善援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事业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慈善组织带有较强的官办色彩，政府没有引导民间慈善组织从事公益活动，而是自身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公益慈善工作，大部分民间捐赠被纳入政府官方的救灾济贫系统，作为政府的救助分配给受助对象，这种操作方式既扭曲了慈善事业的民间性，也挤占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过多干预造成了民众在公益慈善事务上对政府的依赖，民众把公益慈善看做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不仅阻碍了现代公益慈善意识在民间的发展和传播，而且也大大削弱了民众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5.政府传统公益慈善思想导致法律法规滞后

　　改革开放前，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提供者，公益慈善事业也被完全纳入了政府"要务"。在政府的意志之下，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一部与公益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和民众基于传统的慈善观念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开始从一元向多元的社会供给模式转变，政府意识到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打破了政府全盘包办的模式，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较晚，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包办观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转变，有关公益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制定因而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改善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出路

　　1.倡导树立理性的财富观

　　美国慈善之父卡内基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费在积累财富而不将之贡献于社会就是近乎犯罪。一个人把财富带进棺材，应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而只把财富留给子孙实际上也是有违社会公正的。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指导下，卡耐基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社会，塑造了富人以公益慈善的心态对待财富的形象，而后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富豪也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美国富豪每年捐助给各类基金会的善款达6700多亿美元，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美国GDP的9%。⑧两位世界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世界公益慈善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财富的认识是，很大一部分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而自己只不过是财富的看管人，财富终究要以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形式回报社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富人而言，财富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财富越多，社会责任就越大。富人通过捐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因此，我们应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整个社会倡导"合理合法获取财富，使用财富回报社会，利人利己利社会"的理性财富观。

　　2.培育公民的现代公益慈善意识

　　现代公益慈善意识是超越传统公益慈善的施舍恩赐等观念，倡导"互助、博爱、共享、进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和理性的社会财富观。它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公民的现代公益慈善意识，如社会责任感、互助意识、捐赠的自愿意识以及感恩意识等，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应加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在全社会致力于公益慈善意识以及现代公益理念的普及宣传。不仅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弱、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而且倡导现代公益慈善文化、推进社会文明和谐。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公益慈善的文化资源，通过家庭、学校、社会舆论、电视媒体以及网络等各种途径，广泛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不断扩大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使现代公益慈善理念深入人心，进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公益氛围，激发公众潜在的互助友爱之心和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

　　3.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

　　政府、行业、媒体以及大众的共同监督有助于增强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从监督的角度来看，首先，民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管。公益慈善组织每年要向监督机构提交财务管理报告，包括年度收支明细、机构行政费用等，监督机构要把全国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进行联网统计，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估，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应建立和开放网上监督举报平台。要建立一个全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网络平台，这个网络平台可以分别与公益慈善组织各自的网站相链接，各公益慈善组织在自己的网站首页设置善款在线查询平台，及时公布募捐的善款账目，公开每笔捐赠钱物的使用情况，并为捐赠者和社会公民开放善款查询通道。网络平台的建设对于增加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提升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再次，大众媒体和公众要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对公益慈善组织予以监督。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大众媒体也要对公益慈善活动中不当的做法进行揭露，通过舆论压力来对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活动中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达到监督公益慈善组织提高透明度、支持和鼓励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正规化、保障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4.政府转变角色促进民间组织发展

　　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无疑能促进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正向发展。但是，政府必须转换角色，从主导地位转变出来，给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支持者、扶持者、监督者而不是领导者，是伙伴关系，是互利互助的关系。"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由政府垄断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模式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可以通过自筹资金和自主管理来解决一些社会公共问题，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因此，政府与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之间必须密切合作，共同发展。

　　政府应该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鼓励富人成立基金会。应废除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现行登记制度，降低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门槛，通过民政部门直接注册或备案的方式简化公益慈善组织的登记手续，对公益慈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发挥民间公益组织的主体作用，培育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正如洛可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斯蒂芬·B·汉兹所说："中国政府应该将慈善领域开放，让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进入到这个领域，政府应该更多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而非真正的参与主体，这样整个慈善的环境才会更为活跃，慈善腐败才会真正减少其发生几率。"⑩

　　5.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法律法规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制的不完善，这影响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与成长。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澳大利亚项目部主任KentWommack说："我想有一个原因，为什么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发展如此的好，因为政府是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虽然相应地减少政府可以得到的税收，但政府也意识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社会服务领域，或是教育的领域，已经可以弥补政府在收入方面的损失了。"公益慈善事业要想得到企业与公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必须要通过税收减免制度加以激励与保障。对社会公益捐赠行为的免税政策是激励社会公益捐赠行为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更是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有力举措。所以，建立完备的公益慈善财税法律法规，完善公益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参照西方国家的惯例，在法律法规上制定优惠政策大幅度提高个人和企业进行公益慈善捐助的税前免税率，逐步健全公益慈善组织的免税优惠政策，建立简便易行的退税制度，将保障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而我国要营造真正有利于全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外围环境，必须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公益慈善基本法。要通过立法保障公益慈善组织的法人地位，规范公益慈善组织的准入和活动制度，明确规定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登记、组织管理、筹资经营、捐赠实施、监督管理、财务公开和纠纷救济等法律制度，使公益慈善组织的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同时应完善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法律激励体系，以立法的形式鼓励和提高公众参与公益慈善捐助的自觉自愿意识，激励大家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注释

　　①④诸昕雯：《试论新时期我国民众慈善意识的培育》，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48、32页。②许琳、张晖：《关于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③舒迪：《解读2008"市民与慈善"调查报告》，《人民政协报》2009年1月13日。⑤⑨刘彬：《慈善意识：我国慈善事业的伦理困境》，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38、40页。⑥⑦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0、45页。⑧郑吓保：《完善我国慈善法律制度的立法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第3页。⑩谈佳隆、马琳琳：《"中国慈善事业应更加开放"--访洛可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斯蒂芬·B·汉兹》，《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46期。李萌：《公益捐赠的税收之痛》，《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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