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国伦理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大会由河北经贸大学承办。200多名来自全国100多个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赴盛会。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伦理治理与社会秩序"，与会代表就伦理治理的基本内涵、研究现状、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一、伦理治理的内涵确证与价值追求

　　1.伦理治理的内涵确证

　　东南大学田海平教授将道德治理和伦理治理做了区别分析，认为道德治理涉及的是人性秩序，与个体尊严、权利、自由有关，而伦理治理涉及的是社会秩序。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伦理治理与道德治理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本文亦持此种观点并作为后文论述的基础。与会代表对伦理治理内涵的争论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从工具理性进行阐释。认为伦理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手段，即"运用伦理进行治理"。聊城大学黄富峰教授认为，随着社会调控的主要方式向着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发展，与硬调控渐行渐远，这时具有广泛性和正面性的伦理调控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第二，从价值理性进行阐释。认为伦理治理是从价值取向上对社会治理的纠偏，从而将其理解为"伦理的治理"。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廖小平教授认为，伦理治理是德性的治理，目的在于实现善治。

　　第三，把当前伦理秩序作为治理的对象，强调"对不道德现象进行治理"，从而将伦理治理解释为"对伦理秩序的治理"。如辽宁大学王东红教授认为伦理治理是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作用，共同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伦理治理不能仅仅局限于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而应是一种以社会和谐、人民福祉等伦理价值为目标，通过具有伦理性的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和规范、引导社会伦理生活和道德行为的社会治理模式。

　　2.伦理治理的价值追求

　　在讨论中，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伦理治理不仅是一种治理手段，更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

　　第一，对社会良好秩序的追求。华侨大学陈庆超副教授认为，秩序强调的只是社会运行所具有的稳定性外在特征，并不必然蕴含着伦理的要求。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则在强调秩序的同时，更加重视对个体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的善"的提供，而这只是伦理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第二，对正义的追求。广东海洋大学曹望华教授认为，伦理治理所需要的是普遍的伦理理性、统一的道德精神以及规范的道德价值，这正是对社会普遍合理的伦理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秩序的追求，亦即对正义的追求。

　　第三，对平等的追求。中南大学周谨平副教授认为，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应是伦理治理的价值内涵。权利平等意味着社会管理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

　　机会平等则意味着社会机会向所有人开放。

　　第四，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南昌航空大学代峰教授认为，伦理管理常常诉诸于"人的尊严"。她将古往今来的尊严学说概括为赋予尊严说、相对尊严说、主体尊严说、权利尊严说四种。同时指出上述观点都存在着某种缺陷，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即人自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才是人之所以享有尊严的根据。

　　二、伦理治理的历史审视与资源借鉴

　　1.伦理治理的中国传统

　　江西师范大学吴瑾菁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成本可以很低，这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治理方式有关，我们的伦理治理应从传统的治理方式吸收营养。与会代表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治理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及其社会治理模式中，因此，代表们在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儒家伦理治理思想的分析和评价方面。

　　第一，试图构建儒家伦理治理的思想体系。安徽师范大学吴先伍教授认为，"和"是儒家伦理治理的目标，"分"是伦理治理的原则，"礼"是伦理治理的方法，"得"是伦理治理的凭借。湖北大学周海春教授认为，儒家的伦理治理可以用"仁政"来概括：仁政的精髓是不杀人，仁政的动力是恻隐之心和公正之心，仁政的主体是修身，仁政的规矩是天人、君臣、君民、同僚、邻国间的"仁法"，仁政的实施是无为而治，仁政的境界是天下有道。

　　第二，考察儒家伦理治理的制度设计。西南政法大学李光辉教授梳理了从孔孟到董仲舒的儒家制度伦理实践。他认为孔孟时期是儒家伦理制度诉求之路的萌芽，荀子时期是儒家伦理制度诉求之路的重要成长期，董仲舒时期是儒家伦理制度诉求之路的成熟与完善期。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具体描述了李世民的伦理治理实践。他认为李世民在总结隋亡之鉴的基础上，强调仁义为治，践履俭约去奢、谦下纳谏、去诈守朴等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历史上伦理治理的典范。内蒙古师范大学斯仁教授则考察了浩特·阿寅勒（游牧村落）集体主义在蒙古部落中的实践，并认为浩特·阿寅勒主义使蒙古族的传统观念中生成了一种天然的"公共领域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直接转变为现代市民公德，从而为现代牧民进城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三，揭示儒家伦理治理的历史局限性。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儒家伦理治理思想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宗法社会等级关系的反映，无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吉首大学王银春教授对这种局限性进行了分析：首先是治理主体存在局限性，其主体是帝王将相及各级官吏，而客体是人民大众。其次是调整关系对象存在局限性，其调整的主要是"君"与"臣"之间关系、"臣"与"民"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依赖手段方式存在局限性，其更多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道德政治化治理方式，呈现出一种强制、控制意味。

　　第四，权力合法性来源存在局限性，其合法性依据主要是"天命论"与"君权神授论"。上述局限性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治理最终走向人治而非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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