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只有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过程以及监所内犯罪的特情证言，才是真正的“证言”，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内容的证言，则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般来说，在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控方很少像马廷新案中那样将特情的证言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而是将其作为办案线索。但若控方已经将特情的证言作为证据使用，就说明控方已经无意为特情的身份保密，或者可以采取其它措施保障特情的安全。因此，若在这种情况下对特情的证言有异议，就应当传唤其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不可直接采纳特情的书面证言。
　　若控方打算继续为特情的身份保密，而只提供特情的匿名书面证言，此时特情就成为“秘密证人”。秘密证人通常可以作为直接言词原则的一种例外，不必让其出庭作证。[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直接采纳、采信秘密证人的书面证言。首先，控方必须首先考虑是否可以采取其它技术措施保障特情的安全，若其它措施无法奏效，才可由法官进行庭外核实。其次，法官在进行庭外核实时，不仅应当查看询问特情的笔录，而且应当调取询问录音录像等证据，对特情证言形成直接的认知。最后，在法官进行庭外核实时，在不影响案件保密的情况下，应尽可能让辩方参与核实过程。若因保密需要而无法让辩方参与，法官必须将对证言的核实情况告知辩方。
　　（三）实物证据的使用
　　狱侦特情一般并不是直接获取实物证据，而是由特情将收集的信息提供给侦查人员，然后由侦查人员通过正常的搜查、扣押等手段获得实物证据。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在法庭上出示实物证据并不会对特情的身份保密造成影响，所以对于通过狱侦特情而收集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进行质证，才能采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案卷中没有特情提供信息的相关记录，若法官对信息来源或实物证据的搜集过程有疑问，可以在庭外询问特情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但若是根据狱侦特情提供信息而收集到的较为隐蔽的实物证据，在法庭出示会直接暴露特情身份，因此应在控方采取其它措施保障特情的安全之后，再进行证据的出示和质证，或者由法官进行庭外核实。在法官庭外核实时，若条件允许，应让辩方在场，对实物证据进行质证。但若因案件保密需要而不宜让辩方在场，必须由法官将核实情况告知辩方，以听取辩方对此的意见。
　　四、结语
　　综上，“狱侦特情”作为一种隐匿身份的秘密侦查措施，在实施中会产生不同类型的证据，但因大多情况下需要对狱侦特情进行保密的特殊性，对于这些证据如何在诉讼中运用、如何在保障辩方质询权的同时又能有效维护特情的人身安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尚需要在实务中不断摸索。但无论如何，从张高平、张辉案、马廷新案中，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从程序法及证据法上对“狱侦特情”进行有效的规制，防止类似的悲剧再度上演。
　　注释：
　　[1]林钰雄：《刑事诉讼与国际人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60页。
　　[2]刘广三：《刑事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3]这就要求在起诉时，控方必须向法官说明使用狱侦特情进行证据收集的情况，以便法官在出现证据争议时决定如何进行调查核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0条第3项对此也有明确要求。
　　[4]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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