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3年5月1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导致刘铁男最终落马正是由于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的实名举报。早在2011年7、8月间，罗昌平从一条微博中发现线索，开始与同事展开对刘铁男的新闻调查，当年11月，《财经》陆续推出《中国式收购》、《倪日涛沉浮》两篇调查报道，报道披露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排妻子和儿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持股，刘铁男还以发改委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得银行贷款[1]。罗昌平在实名举报之前，已经对刘铁男进行了一年的追踪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事实。
　　刘铁男被《财经》人调查追踪、举报进而落马，这个事件绝非偶然。罗昌平作为国内80后的优秀调查报道记者，是在《财经》杂志工作期间成长起来的。由于《财经》杂志从1998年4月创刊至今，长期坚持生产高质量的深度报道，所以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公信力。《财经》杂志尤其注重“揭黑”题材的调查性报道，早在2000年就凭借其调查性报道《基金黑幕》成名，之后又陆续推出《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贷款黑洞》等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在当时资本证券市场极度需要规范、中小投资者亟需信息公开透明、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各级市场真实运营情况的形势下起了传播真实信息、监测市场环境、预警市场风险的积极作用。尽管2009年下半年《财经》发生人事变动——前任主编胡舒立带领自己的核心团队出走，但《财经》长期形成的报道原则和管理理念依然被保留继承下来，调查性报道依然是《财经》杂志的特色报道。
　　近年来，调查性报道因为采访报道花费大、周期长、风险大而在世界各国都已陷入低潮，而《财经》依然能坚持每年都推出一定数量的调查性报道，这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财经》杂志生产调查性报道的成功因素可以为国内其他媒体深度报道的生产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本文从媒介管理、采编原则、新闻理念三方面来分析《财经》调查性报道生产的成功因素。
　　二、媒体内部的管理制度
　　调查性报道由于采访时间长、调查取证的难度大、报道所受的阻挠多等困难，需要媒体给予记者多方面的支持，记者如果是在一个随时以发稿量来进行绩效考评的媒体中就难以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另外，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需要富于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而《财经》杂志正好培养、聚集了这样一批人。《财经》以一套特殊的绩效考评制度和记者培养原则来保证新闻精品的产生。
　　（一）宽松的考评制度
　　《财经》杂志社不按发稿多少去核算记者的工作量，不把发稿和工资奖金挂钩，对记者不采用“计件工资”的薪酬制，只是定期以“memo”（日志）来考察记者工作量，看记者在“memo”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放年薪和稿酬。编辑部并不鼓励记者多发稿，相反，倒是鼓励记者、鼓励大家沉下心去长期追踪研究几个问题，通过学习积累成为专家型记者，争取报道出精品。进了《财经》的人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一般都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由于《财经》记者不像在其它媒体一样疲于奔命，就可以安下心长期追踪研究某些领域的问题。这种绩效考评制度从长远看有利于记者的成长。
　　（二）记者的培养原则
　　首先，《财经》编辑部本身很重视对重要事件或人物进行长期的关注，也鼓励记者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去追踪一两个重大题材，所以，编辑部平时就鼓励记者在一两个领域里坚持长期积累，积累好专业知识和这个领域的人脉关系。目前，《财经》新团队的成员都比较年轻，主力记者们基本上都是在“84”年以后出生的，编辑部鼓励年轻记者走专业化路线，做专家型记者。
　　其次，《财经》编辑部在人才培养上既注重内部的沟通交流学习又有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能进《财经》和能在《财经》工作一段时间的记者一般都有一定积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互相交流对彼此的成长很有益处；编辑部在经济、政治、国际知识等多方面展开长期培训，要求记者如果没有经济、法律方面的学科背景就要边工作边充电，以保证在采访写作中不能犯常识性错误。针对团队中每个人的“短板”和弱项，编辑部也提出针对性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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