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财经》内部的管理制度既有人性化的尺度去度量，又能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新人去成长。
　　三、具体的采编业务原则
　　首先，《财经》编辑部在采编和经营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即采编内容事先不让经营部门知道，以防止经营部门干扰采编部门的正常运转。
　　其次，《财经》杂志社一方面保证记者出行时有充足的车马费，另一方面对记者有严格的制约，记者面临私自拿“红包”的高昂成本（以牺牲自己在单位的发展为代价）。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有偿新闻”的发生。
　　第三，《财经》深度报道尽可能地保持报道的中立与平衡，不是采用孤立单一的报道角度，而是努力挖掘这个事件、现象或问题潜在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深层意义，这样的报道方式避免了简单武断地做出判断，报道中尽量从体制层面分析一个好的设想为何无法变为现实，并尝试对一个非常糟糕的事件或局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报道方法使《财经》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避免纠纷（现在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的难度很大，记者在舆论监督报道过程中由于不具有报道技巧又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很容易惹上新闻官司，使自己和所在媒体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如果借鉴《财经》深度报道的这种做法，各种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媒体本身就能够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
　　四、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本土化实践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思想是西方新闻界奉行的严肃新闻理念，它既是西方重要的新闻思想，又是西方新闻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职业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操作理念和技巧[2]。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舶来品，《财经》人做到了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既吸收和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又将其与本土特色成功地结合。他们不是“碎片化”地截取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而是比较完整地将这西方严肃新闻思想之树“移植”在中国本土并且“嫁接”成活。《财经》的首任主编胡舒立和旧团队成员们在办刊过程中将这个理念和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在新闻政策允许的底线和公众知情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3]”这种理念在后续的《财经》团队中也得到了认同和继承。
　　《财经》人自己这样阐释他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操作（研究者对《财经》新旧采编团队的成员都进行过单独访谈，几乎访谈过的每个人都会提到以下内容，可见这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是他们的共识）：
　　第一，当《财经》遇到可能有政治风险的题材时，编辑部先估算他们能将调研和报道进行到何种程度，在禁忌的边界如何寻找到合适的、能够打擦边球的角度，久而久之，编辑们练就了一套对报道敏感问题的特殊“估算本领”（这是一种特殊的直觉），这使他们可以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能从安全的角度报道事实真相。
　　第二，在办刊内容上，编辑部学习《纽约时报》的做法——明确地把新闻和评论分开。《财经》调查性报道注重在占有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进而推导出可能的结果，尽可能还原事件的原貌、揭示事件的真相。这样做，即使被揭露的当事者或机构看到报道也无话可说，因为举证的大量事实和逻辑严密的推论让他们无可辩驳。《财经》人学会了不用感性的语言或非正式的语言去言说，学会了不给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
　　第三，努力提升杂志的内容质量，以优质的报道内容来提升自身的品牌和影响力，再以此来吸引广告商。等实力强大后，杂志即使因为一两篇报道得罪了某些大广告客户，也不会影响太多的经济收益，相反，时过境迁后，这些客户还会回头来找《财经》合作；同理，当杂志的品牌和影响力提升后，即使有些报道会让某些职能部门很恼火，但经过一段时间冷却后，这些部门还会充当《财经》杂志的消息来源，因为《财经》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发布渠道和沟通平台。因而，《财经》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客观独立。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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