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中国高校发展太快，现在的新教师与我们这一代人当新教师时已大有不同。但也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认识高校工作的性质。北京大学西门里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高校是教学、科研单位”。这就是说，高校不是一个普通空间，而是高层科学文化传承、高尚精神世界、高级智力活动、高层人才培养和高尚公益事业的理想实现的场所，我简称“5高”。北师大是百年老校，这5高都很深厚。现在新进的女教师都是70后和80后，硬件都很优秀，迷茫都出在软件上。我总结为四难现象：一是做人比做学问难，二是教学比科研难，三是“故事”比职业难，四是状态比考核难。

　　做人比做学问难。此指出新教师靠5个入门条件优胜入校，它们是：团队定位、技术定位、成果定位、人格定位、发展定位。这是文化传统与现代管理结合的产物。从高校入职来讲，你一进校就要填表，填表的目标，是承诺一个高校教师的责权利。这三者的关系是有彼此约束性的。你要获得利益，就要执行权利和承担责任。一个年轻人的利益的获得，是满足权利和责任要求的结果，而不是向国家要价的前提和条件。要从思想和行为上，做到责权利三者的平衡。这个平衡达不到，也就谈不上平等。

　　年轻教师在入职前的定位是这样完成的：团队定位，由所在学科做出评估；技术定位，由人事处管理；成果定位，由科研部门检查；人格定位，由原导师做出鉴定并对外担保；发展定位，根据专业发展的规划去预测。

　　年轻教师入职后的变化是排序颠倒。比如，对以上5个定位，年轻教师入职后，要靠自己去调试和适应。于是，在有些条件下，在有些年轻人身上，会出现下列选择，即将原排序第5的发展定位提到第1位；忽略原排序第2的技术定位和排序第4的人格定位，而将原排序第1的团队定位甩到最后。

　　年轻人初涉世，又要各项指标快进，在团队要求与个人需求之间选择有难度。但是，我认为，年轻人是在团队的支撑下入校的，如果入校后却不愿意承担团队的责任，学科建设的整体环节就会受到影响。团队定位是责任，责任要靠文化自信支撑。没有文化自信的人，定位会失误，最后是个人的学问做不好，人品也会打折。正确的选择是让团队精神代代相传。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中，善于团队合作，个人才能获得良性发展。

　　教学比科研难。当代的世界趋势是，通过高等教学活动促进科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由于学校性质所致，一向有重视教学的传统。对年轻女教师来说，投入教学活动，会让你认识到压力与责任重于个人利益。

　　故事比职业难。中外高校都会流行一些教授故事，很多名教授都有脍炙人口的校园故事。好故事会提高教授职业的社会声望，会对大学的社会声誉产生很大影响。举个例子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著名教授的爱情故事。清华大学女教授林徽音与建筑学家丈夫梁思成的爱情故事，北京大学女教授王蒂澂与物理学家丈夫周培源的爱情故事，广为传诵，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听长辈闲聊过；知青下乡后，又听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们传讲。这两年，这些故事再度火起来，被80后和90后评为“传奇”。西方评价制约女性发展的三条因素是生产劳动、教育和婚姻。这对中国高校女性不成问题。但这些教授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在年轻教师必然要处理的家庭、婚姻与事业的关系上，其实有个文化约束问题。梁思成夸奖林徽音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而林徽音对梁思成的志业相从正是一种文化约束的结果。林徽音在儿子梁从诫出生时，赋诗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很高层次的文化约束。梁从诫在父母去世后，搬到终身未婚的金爸爸家，伺服金先生到死，也是一种文化约束。男性是线，女性是圈。男性可以直线地向上或向下发展，讲力度，讲沉稳；女性则是要在家庭、事业、人生中被完整叙述的，是一个圆圈。女性也要让男性在女性面前可以完整地叙述自己，这样女性就是一个完美的圈，一个文化圈。

　　状态比考核难。现在一句时髦话说，有能力而没成绩的人叫“不在状态”。在北师大这种高校，进来不容易，当个好教师并保持终生奋斗的状态更不容易。青年教师虽然条件好，被倾斜力度大，经费和机会都比以前多，但也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像前辈那样风雨无阻，风雨兼程，你要像歌里唱的那样“风雨过后是彩虹”，你就要在考核后过硬，而比考核更难的是时时把自己放在状态中。什么状态？时时学习的状态、日积月累的状态、不断写作的状态，注意团结合作的状态，以及为祖国强大而培养人才延续中华科学文化甘愿奉献的积极状态。这些状态加在一起，就是文化状态。

　　三、从文化定位到职业发展

　　现在高校女性的个人问题转为公共话题，如高学历、大龄婚嫁、家庭事业关系等。直接沿用传统观念不能解决当下女性面临的新问题，有时还成为制造问题的来源。这使高校青年女性感到不安全，无奈的事情很多。再者，高校年轻女性年龄段，已走到独生子女80后，她们缺乏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历，没有社会经验，又在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时代成长起来，是特殊的一代。她们面对问题的感觉，是缺少文化积累。她们对问题的看法，是反应性的，不是文化本质性的。高校年轻女性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如幼儿哺育与抚育协会、亲子网站等，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倾诉问题的方式，都是临时性组织的，没有能力发展下去，缺乏公共定义，缺乏识别标准，难以为继，更不能形成文化定位。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看法是，要继承高校女性文化优秀传统，加强创新文化定位，在高校组织的学科团队中成长。中国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重视家庭利益和共同群体利益，而现代人追求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两者各有好处。但是，任何理念都不能走向极端，走极端就要产生负作用。具体说有以下两点。

　　一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家庭是中国的初级社会组织，入职单位是次级社会组织，脱离了这个基础便会造成混乱。遇到迷茫和困惑，通过组织解决，要比个人方式解决容易得多。按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组织性文化，人们对组织给予的温暖、关爱和友情的回报是忠诚和归宿感，这是其他任何个人方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年轻女教师把个人的发展凌驾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之上是不可取的。

　　二是在文化提升中前行。年轻女教师要在入职后全方位定位。所谓全方位定位，就是要在文化提升中定位。我强调一点，就是要向自己的老师们学习。现在留校的年轻教师都是博士毕业，但在攻博期间实际上只跟老师学了一年半，还有一年半去写论文。入职后则要学习一辈子，要继续听老师的课，参加老师的五个定位过程。要摆正自己和老师的位置，也就是摆正自己和学问的位置。何况每个人都有不足，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提醒自己，最可靠的提醒人就是老师。学老师不是从老师的文化高度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文化不足出发，来改正自己存在的不足。

　　中国高校的前辈学者崇尚和谐，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西方社会重视个人利益，个人价值至上，现在这种个人文化给他们制造了灾难，中国的优秀文化要发扬。

　　中国的前辈学者做事有“格”，做人有“德”；讲做人大于做学问，做学问拼到最后是做人，这些都是在讲文化，讲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讲文化才能讲发展。我们走在文化里，就是走在责任里，走在付出里，走在社会和谐里。

　　注释：1.此文原为2011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协会分会和女教职工工会联合举办的“新入职女教师职业生涯论坛”上的一篇讲稿，北师大女教授协会会长王静爱教授出了这个题目，教育学部的郑新蓉教授和向蓓莉副教授对此次讲座发表了讲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本文对原讲稿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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