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矛盾，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中存在的问题的反馈以及对当代中国经济两极分化的不满，加上各种社会不公现象引发的群众心理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便通过群体性事件表达出来。这既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表现，也是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民主进程中的必然。本文浅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背景，产生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提出了从发展生产力，增强历史观教育和坚持群众路线角度，来缓解群体性事件中激化的矛盾，调整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从而更好的确定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唯物史观；角度；群体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面临着多种矛盾，每年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例如：据统计，从1993年至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4年群体性事件7.2万起，2005年8.7万起，2006年、2007年基本保持在7万起左右。2008年又开始呈现数量明显增多、影响不断扩大的趋势。在2012年1月到8月之间，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市，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有270多起[1]”。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足，督促政府与社会完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建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待这些事件，有助于从更高层次理解社会发展方向，从而更加理性的对待群体性事件。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资源分配体制还不够健全，各种社会矛盾的处理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而群体性事件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首先，社会发展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仇富”心理不仅是现在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而且说明了生活中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近几年“官二代”“富二代”以及“拼爹”等词汇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对就业公平构成直接威胁，触痛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从政府到企事业单位再到家族产业，家庭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年青一代的生活。从而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不公。其次，在政府改革中，政府行政审批繁杂，官员摆架子而不为群众办实事的现象日益增多。少数位高权重的高官腐败，对于群众的影响远不及那些小贪小腐影响大，小腐败存在于基层或者中层官员之中，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有直接的决策权。小腐败不除，必然会发展成为大腐败，蛀蚀社会建设。官员腐败现象直接导致的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最后，在现实社会中，一些生产经营者为牟取暴利不在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剥夺劳动者基本福利甚至践踏人权，压缩工作日，不注重工人工作环境，导致各种职业病的产生，这种现象在煤矿，建筑行业较为明显。同时，某些食品经营者制假售假，以次充好，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从而导致了潜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在外在压力与内在权利意识的觉醒下，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

　　（二）贫富差距下社会矛盾的激化

　　贫富差距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阶层之间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13倍，到了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幅度明显提高，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幅度有所回落。因此，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就城市而言，工作机会固定的情况下，待就业人数却在不断攀升，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造成了每年应届毕业生与很多往届未就业学生一起竞争一个工作岗位的现实情况。由于学历，身体等多方面因素，城镇失业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农民工数量急剧上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导致一部分人因为经济问题而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了一个大转变，从平衡发展战略转向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和开放的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迅速地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北方地区领先于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期，北方地区仍然领先于南方地区，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开。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北方地区经济的领先地位受到动摇，南方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北方地区，而且在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其来势之猛烈，使南北地区间的不平衡迅速拉大，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个别群体或某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都在下降，一些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城市居民中出现的新的贫困群体和越来越多的需要救助的现象，都表明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在不断扩大。此外，工资相差无几，收入悬殊甚大的现象必须引起足够注意，正是各种各样的“隐性收入”、“利息收入”、“资本收入”、“风险收入”、“非法收入”等造成了这种情况。在市场规则、法律法规还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它们越来越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还伴生一系列的不良现象，给社会的公平、公正形成很大冲击。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我们在研究差距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唯物史观角度来分析，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三）少数官员价值观扭曲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官员很少有腐败行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腐败现象滋生出来了，大部分的腐败行为都是为了享受需要。各种“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活动泛滥。少数当权官员占有大量生产生活资源，而这些物质财富大部分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急剧拉开的贫富差距，加上“仇富”心理的作用，直接导致了针对高官贪污腐败的网络群体事件，由网络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也逐步扩大。从一开始的“周久耕”事件，历经半年多时间才对其进行审查，到现在“雷政富”事件，仅仅30小时就被撤职审查，这反映了网络的力量之大。然而，网络特点中的匿名性，使得一些人在发表言论同时夸大了事件本身，导致言论失真，而盲目的跟随者数量却在不断扩大，群众的消极情绪被逐步放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网络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一种“放大镜”的作用，加强网络舆论导向，培养理性的公平正义的公民是减轻网络放大效应的需要。从辩证观点来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它既有助于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开展，又可以起到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但是网络舆论需要正确的引导，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发表言论，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出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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