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结构与政党嬗变之间的关系，笔者比较赞同李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选择冻结理论”。该理论认为，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层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分野，基于这些社会分野，且由于分野线上不同的阶级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念，并担负着组织本阶级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政党因之产生并维持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分野也会不断出现新的维度，因而选民的阶级构成状况、阶级认同和归属感都会发生变化。基于社会分野之上的政党也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阶级结构——社会分野的变化[2]65。

　　具体来说，社会结构变迁从两个方面对政党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着政党的群众基础。政党虽然是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但它却不仅仅是靠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只有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民主选举中获得胜利而取得执政地位，而这正是政党执行有利于本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利益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可见，群众基础对政党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成员也在流动，有的成员退出，有的成员进入。另外，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成员的利益需求也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使某一政党的群众基础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往往是代表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获得了大多数产业工人的拥护。但自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再加上福利政策的实施，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比较富裕，而且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白领雇员人数增加，产业工人人数逐渐减少，这就意味着以产业工人为主要依靠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原有群众基础的缩小。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着政党的阶级基础。除了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外，政党更需要坚定的阶级基础。因为政党毕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需要本阶级阶层中优秀的坚定分子来组成政党的领导核心，以有效发挥政党的功能，实现本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当然，政党的阶级基础也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随着劳动力结构的重大变化，社会阶级阶层成员的分化过程也加快了，一些原有阶级阶层的成员可能会减少，有的会增加，还有可能形成新的阶级阶层，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党的阶级基础。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阶级投票模式的变迁实现了政党的重新组合”[14]。如成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是以产业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这时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处于一个人数上升的时期。但自20世纪40、50年代以后，产业工人人数开始减少，也就意味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原有的阶级基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另外，由于部分仍属于产业工人阶级范畴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伴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进步，还有某些其它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社会境况产生重要的变化”[8]397，这会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对政党传统纲领的认同出现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党的阶级基础造成冲击。

　　三、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下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

　　任何政党都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自己，才能在现实政治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才能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政党发展的一个规律和普遍现象。因此，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保持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就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总结世界政党发展史，可以发现政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自身嬗变的基本要求。

　　（一）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包容性特征

　　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着政党的性质与纲领。早期政党是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这就决定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在政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在政治议事日程中新利益的增多，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传统社会支持基础”[15]228，这迫使政党要超越传统的阶级界线分野，去拓展自己的选民空间，才能在政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政党本身所具有的带有传统阶级色彩的意识形态，却又使政党的选民成份处于较小的传统阶级范围之内。正因如此，为了在政党竞争中不断获得选举胜利，更为了在政党发展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政党往往会不断扩大选民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政党意识形态包容性的不断增强。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政党在对党的纲领和目标进行调整时，都有明显的向中间靠拢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政党本身的纲领和政策具有了灵活、务实的实用特征。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包容性政党，这几乎成为一条公理”[1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通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多样化的思想和价值的包容，反映了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也使其能更容易获得多个社会阶层选民的支持。

　　实现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相对广阔的边界，能够把许多不同的观念和价值整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之内；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能够为尽可能广泛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政党的包容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囊括一切，更不是要抹杀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而是要做到“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广大公众的要求”，而那些“能够把这两者有机结合的政党，往往体现出更多的现代性”[17]。

　　（二）政党的组织结构要具有开放性特征

　　一切政党，无论是以和平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民主政党，还是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党，不论是采取公开的活动方式的政党，还是采取秘密、地下的活动方式的政党，都建立了自身的组织体系，以作为完成自己历史任务和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载体[18]23。虽然有些政党的组织形式比较严密，有些则比较松散，但无论如何，从总体上来看，“一个政党的组织，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不仅影响着政党的决策方式，也影响着政党执行这些决策的能力”[15]270。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组织形式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组织结构不断开放的过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迪维尔热认为，在“权贵党”时代，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的领袖之间缺少整体性和一致性，少数“权贵”之间的运作和协调已经足以达成其政治目的，所以此时的政党，不仅组织极其松散，而且开放程度极低。他在对19世纪后期以来因选举权的扩大而造成的政党组织形式的变化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群众性政党”这一概念。“群众性政党”由于具有明确的党纲，并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入党的程序和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垂直组织结构，并通过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来动员更多选民加入党组织。后来，美籍德裔政党政治学者基希海默尔提出了“全方位党”的概念，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初期以来的传统社会界限开始淡化，与此相适应，高度分明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出现了弱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状况。因此，增加政党组织的开放程度，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集团，以扩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这一时期政党组织形式的重要特征[19]249-252。这足以说明，政党通过使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具有开放性特征，就可以拓展政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的需求，以吸引更广泛的选民群体。

　　政党扩大自身组织的开放程度，一方面要在客观上为扩大政党组织的开放性创造条件，要突破狭隘的传统阶级斗争的界限，使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成员加入，转变为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另一方面，政党的纲领要尽可能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

　　（三）政党的社会基础要具有广泛性特征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有自己独特的阶级属性和功能作用。“政党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如何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和维护政权，从而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利益”[18]14。政党要实现这一功能，首要的是要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保证自己能够在阶级斗争或民主选举中获胜。政党在成立之初，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这时政党的社会基础虽然不是单一的，但往往依赖于某一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处于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过程中，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分散化、小型化特征的增强，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个人的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要求实现权力分散化和基层民主参与的愿望增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政党参与型政治活动的认同感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政党成员的流失，并最终会对政党的社会基础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只有在保证不失去原有支持者群体的条件下，尽可能地顾及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

　　政党要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就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把新社会阶层成员纳入自身的组织体系。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现实状况来看，在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减少的同时，职员、公务员、独立经营者等社会阶层的人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来说，只有把这些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成员动员起来，才能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以保持政党自身的生命力。

　　（四）政党的历史任务要具有时代性特征

　　“政党是在那个物质供不应求，人们的主要关心都集中在物质分配的年代中形成自己的明确身份的。那个时代的政党，被认为是取由阶级冲突的视角所推出的立场，就像劳工或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那样”[6]79。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二战后繁荣时期长大的一代，主要关心的却是这些理论的后代、英格尔哈特所称的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它来自于超越生活方式的关心之事（有关实例包括在生态、公民自由、女权运动或伦理上的问题）”[6]42。这些社会成员主要包括职员、公务员阶层和一部分新兴小企业主等。由于这些社会阶层的成员已经占据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主导位置，这在客观上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党要赋予自身的历史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

　　政党要使自身的历史任务具有时代特征，就必须适应这些人数日益上升的新的社会群体的现实需求。从“基于一种利益代表原则，政党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选举政治精英……一个政党要想继续获得选民支持，就必须对投票选民施以回报”[15]281。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现实来看，中产阶级选民的发展壮大已经引起了人们对选举变化的更多关注。从这些“中产阶级”组成人员的特点来看，其新型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使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阶级分野，但毕竟还有消除当前社会弊病，推进社会进步，以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需求的愿望。政党只有重视这部分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群体，并针对其自身特点，用能被其接受的方式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使其具有变革现实社会的革命性，从而成为社会运动的新生力量甚至是主力军，这是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社会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来看，社会结构是指各主要社会群体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结构是理解各社会群体地位和作用的基础。由此，狭义的社会结构即阶级结构。本文是在狭义上来使用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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