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食品安全传播的价值取向是大众传媒在建构和传播“食品安全”图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新闻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在食品安全传播中的实化和细化。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食品安全传播价值取向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与变化。文章旨在对我国转型期食品安全传播中所呈现的价值取向进行梳理与总结，分析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我国转型期的食品安全传播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食品安全传播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转型期；食品安全传播；价值取向；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44-006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就提出了著名的不食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1]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健康和文明是现代社会人们认知和传播食品安全三个重要的伦理维度。目前，中国拥有15933家食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食品工业总产值近9万亿元。高速发展的食品产业和13亿多的人口基数，带来了众多食品安全问题，也给中国食品安全传播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书》（2013）的数据显示，2012年被媒体曝光的1942起食品安全事件中，38%为质量安全事件，62%为非质量安全事件。[2]食品本身质量有问题，理所当然要被媒体曝光，食品本身质量没问题也“躺着中了枪”，这充分说明媒体在建构和传播“食品安全”图景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也昭示了食品安全传播中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一、转型期中国食品安全传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一个世纪前，面对充满隐患的美国肉类食品加工，厄普顿·辛克莱写下了影响深远的小说《屠场》，这本扒粪文学的先驱之作详细地描述了美国肉类食品加工领域的丑陋现象，并在美国社会各界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响。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形态变迁，经历着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从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变迁。在转向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食品生产领域与一百年前的美国一样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从1998年“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山西朔州特大假酒案，到2001年的“放心月饼几时有”的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再到2008年的“每天一斤奶，结石一代人”的三鹿毒奶粉，在转型期的中国，食品生产领域可谓是乱象丛生。

　　传播媒介置身于社会文化系统这一巨大“场域”中，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控制与影响，所以食品安全传播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所谓食品安全传播的价值取向，是大众传媒在建构和传播“食品安全”图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新闻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在食品安全传播中的实化和细化，主要表现为食品安全传播中传播主体对信息把关和符号编码的基本立场、主要倾向和总体看法。中国的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介，为了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顺应潮流加大了食品安全宣传、报道的力度和深度。在转型期，食品安全传播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

　　1.由“传声筒”到“监督员”的转变

　　转型期前我国食品安全报道数量较少，《人民日报》曾刊登过《防止吃河豚鱼中毒》、《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等。媒体既当“宣传员”又当“组织员”，报道内容多以消息为主，且媒体对于食品问题大多只是上传下达，自身并没有明确的建议。随着时代的发展，五花八门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始见诸报端。媒体对于食品安全传播的定位不明，造成了新闻媒体对于传播食品安全问题如同“乱兵上阵”，没能起到良好的“防火救灾”的效果。于是，对于我国媒体在食品安全传播中的定位与作用，在新形势下被提上日程。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新闻工作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改革后，我国的新闻播报的价值理念由过去的传者为主逐步转向受众为主，媒体被赋予监督社会、服务大众、传播民众需知的责任。转型期我国食品安全传播的“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报道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二是食品安全报道的内容更加全面，三是食品安全报道的体裁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原来的食品安全报道多以消息为主，现在则出现了评论、访谈、专栏等多种形式。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率先起笔发声，《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一文点名指出三鹿奶粉，瞬间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媒体不吝版面，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故的问责与反思等以多种形式跟进报道，其中《人民日报》对于三鹿奶粉事件以消息、特稿、评论及访谈等形式发表了121篇稿件。《人民日报》“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要闻版和专版上，其中要闻版的报道量达到76篇，占报道量的63%。51天内该事件报道的评论只有8条，该时间区间内《人民日报》评论报道总量为11条。[3]比如发表的《质量安全是企业首要责任》、《诚实守信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三鹿奶粉”事件警示之一》、《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三鹿奶粉”事件警示之二》等评论。三鹿毒奶粉事件在媒体的问责下，旋即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民众的广泛关注，媒体在毒奶粉事件中起到了监督员的作用。

　　2.从“报喜不报忧”到“以人为本”的转变

　　转型期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的是“传者为本”的路线，即“一切从传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而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对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4]。这表现在对于事故性或问题性报道，出于政治因素和对社会的稳定的考虑往往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体现在食品安全传播中，就是“负面消息正面报道、报喜不报忧、危机出英雄”等。[5]比如在早年的“平陆事件”中，主流媒体的报道都规避了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将报道方向转向了大难有大爱，危机显英雄，带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人民日报》在“平陆事件”中所报道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穿云破雾救亲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新闻改革后，新闻传播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食品安全传播从“报喜不报忧”转向“以人为本”。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政府更加重视百姓的知情权，更加强调人本精神，强调媒体从“传者为本”向“受众为本”的转型。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曾指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方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把落实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6]体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传播中，就是报道凸显人文关怀，体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首先是食品安全传播突破以政府声音为主体的模式，更加关心民间疾苦，“党报更加人性化、都市报更加民生” [7]。其次是将报道视角转向食品安全的受害者，关注受害者的生存状况，积极报道小人物在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得与失。如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充满了人情味，体现对受害婴儿关怀的报道常见诸报端，如《新民晚报》的报道《广州也发现“大头娃娃”》，通过对患病婴儿的描述，体现其人文关怀。

　　摘要：食品安全传播的价值取向是大众传媒在建构和传播“食品安全”图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新闻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在食品安全传播中的实化和细化。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食品安全传播价值取向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与变化。文章旨在对我国转型期食品安全传播中所呈现的价值取向进行梳理与总结，分析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我国转型期的食品安全传播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食品安全传播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转型期；食品安全传播；价值取向；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44-006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就提出了著名的不食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1]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健康和文明是现代社会人们认知和传播食品安全三个重要的伦理维度。目前，中国拥有15933家食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食品工业总产值近9万亿元。高速发展的食品产业和13亿多的人口基数，带来了众多食品安全问题，也给中国食品安全传播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书》（2013）的数据显示，2012年被媒体曝光的1942起食品安全事件中，38%为质量安全事件，62%为非质量安全事件。[2]食品本身质量有问题，理所当然要被媒体曝光，食品本身质量没问题也“躺着中了枪”，这充分说明媒体在建构和传播“食品安全”图景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也昭示了食品安全传播中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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