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约束与供求平衡问题，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中国粮食供求面临静态“紧平衡”和供求动态波动的双重挑战。可耕地面积、人口增长、需求结构变化和生态环境承受力等因素是导致粮食生产紧平衡的内在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占地、打工潮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产品生产比较利益、粮食进口等因素是加剧中国粮食供求动态失衡的市场性原因。缓解粮食动态失衡带来的压力，既需要坚持耕地红线，也要积极调整强农惠农政策，构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粮食安全新体系。

　　关键词：粮食安全；自给能力；紧平衡；紧约束；粮食供求；粮食政策；耕地保护；价格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36-06

　　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掌握粮食自给的主动权问题。确保粮食特别是主粮的基本自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粮食生产问题的一致选择。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是须臾不可忽视。

　　然而，随着近年来粮食进口的快速增加，中国粮食安全正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粮食进口缓解了中国耕地守“红线”和保“底线”的压力；另一方面，粮食进口使得粮食生产比较利益进一步降低，削弱了生产者有效利用现有耕地的意愿，进而又加大了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压力。客观地看，尽管已经摆脱了粮食严重短缺的困境，基本解决了粮食自给问题，但中国目前的粮食自给仍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由于农业物化成本和人工成本双双上涨，而种植收益低、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却一时难以改变，中国尚不能根本上化解粮食生产波动可能导致的失衡。

　　一、中国粮食生产的“紧平衡”与“紧约束”

　　一般而言，粮食安全是指一国粮食供应的充足和稳定，足以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和发展所必须的粮食。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广为认可的概念，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爱得华·萨乌马提出的定义，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FAO，1983）。不管怎么定义，足够的粮食供给都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内容。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粮食生产能力的低下一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制约因素。改革开放前，粮食生产跨越3 000亿斤～6 000亿斤的四个台阶用了29年时间。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8年粮食生产跨越6 000亿～1万亿斤的四个台阶只用了18年。2003年后随着一系列粮食保护政策的出台，2007—2012年粮食产量稳定在5亿吨以上（见图1）。然而，在粮食连续十年增产的背后，却发生了“丰年缺粮”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仅2008年和2009年粮食状况是产稍大于需，其余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底，中国粮食自给率跌破90%，远低于官方95%的规划目标。此外，粮食增产速度也开始大幅放缓。由于粮食比较效益递减等原因，粮食的播种面积、耕地质量都有所下降，尽管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 193.5万吨（12 038.7亿斤），但粮食供求的“紧平衡”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粮食供求的“紧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粮食供求之间的平衡存在着脆弱性、强制性和替代性。平衡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保障粮食安全的资源条件贫乏，粮食增产的基础并不牢固。同时，粮食生产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也导致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使粮食供求总量的暂时平衡难以经受剧烈的市场波动。平衡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粮食生产只有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通过粮食政策、生产补贴等手段，才能维持原有的粮食种植规模和粮食生产加工能力。平衡的替代性主要体现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供求松紧不一。具体地说，在中国的几大粮食物种中，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而稻谷消费比重逐步提高，供求总量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供需关系日趋偏紧。研究表明（黄季焜等，2012），目前中国大豆供给安全已从国内生产转向依靠国际市场进口，而玉米供给安全正逐渐从国内生产向国际市场进口转变。有关专家曾预测，目前中国人口为14亿左右，粮食需求按人均占有39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5亿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6.4亿吨左右。此外，粮食作为饲料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工业用粮相应也会增加，进而使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标准大大提高，给粮食自给添加新的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是由多重约束因素决定的。首先，耕地约束。中国耕地面积虽然排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但相对庞大的人口，耕地紧张的矛盾很突出。人均耕地面积仅1.4亩，世界排名位于126位之后，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耕地面积更是逐年减少，每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居高不下，仅2011年建设用地达到历史峰值925.5万亩，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也到达次高的379.5万亩。总的来看，维持耕地面积不低于18亿亩的临界值异常艰难。

　　其次，水资源约束。水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和支撑。中国不仅水资源缺乏，水资源分布也极不均衡。近年来，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和维护的滞后，中国现有的农业主产区水资源利用存在过度化倾向。同时，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降水减少和干旱严重时有发生，减弱了粮食增产和粮食供给能力。

　　再次，农业科技约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科技不仅包括农业良种的选用和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也包括化肥、地膜等农用品的科学使用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的应用等（陆建中等，2011）；既体现在借助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方面，也体现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方面。农业科技的运用需要有大量的科技研发投入，并需要大量培养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业技术人员。而在目前的中国国情下，这些因素仍是农业发展的短板，严重制约了粮食的增产增收。

　　最后，生态约束。粮食作物的生长依赖于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高效。然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比较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等导致土壤变质的现象，在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因素极大制约了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此外，生态恶化还对食品品质具有负面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中国粮食政策的价格效应及其局限性

　　提高粮食自给能力和增强国家粮食安全，核心是要解决粮食产量、人口需求和消费结构之间的矛盾。而提高粮食产量的基础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表明，发挥好政府的保护、引导作用和利用好市场调节机制，能够维护和提高种粮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促进了粮食增产。不过，通过市场化方法只有在转轨历史时期才能发挥特有作用。从长期看，受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劳动力市场变化、国内城镇居民对物价承受力以及国际市场粮价的制约，今后单纯通过价格机制促进增产也是不现实的。

　　（一）粮食政策的价格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粮食政策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以粮食价格反映粮食供求为导向，粮食流通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明显增强，实现了粮食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成效显著（如图2所示）。

　　通过对1953—2008年的中国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数据进行相关分析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整个历史时期（1953—2008年），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88，其中，在统购统销时期（1953—1984年），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85，在“双轨制”时期（1985—1997年），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2，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时期（1998—2003年），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4，在市场化购销时期（2004—2008年），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0。

　　由表1可见，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看，还是从各个具体的阶段来看，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具有极高的相关性。相关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张淑萍，2011），粮食价格上涨能显著地刺激粮食增产、短期内激励农民增收。因此，对于粮食生产这一基础性的产业来说，制定合理的保护性价格对稳定和提高产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现实中，由于粮价直接关系到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关系到生产者的选择。从长期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始终维持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水平是增强粮食安全的前提条件。

　　（二）粮食供给弹性分析

　　基于上面对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我们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粮食价格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弹性系数，进一步研究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假定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的关系式为：

　　lnYtime=？琢+？茁·lnPtime-1+？着time （2）

　　式（1）中，time表示年份，Ytime表示time年的粮食产量，Ptime-1表示time-1年的粮食价格，？琢、？茁为待估计参数，？着为误差项。

　　运用1953—2008年时期的当年粮食总产量和上年粮食价格统计数据，分别对整个历史时期和四个分时期进行回归，得到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如下。

　　第一，整个历史时期（1953—2008年）

　　式（3）—（7）中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模型系数的t检验值。通过以上回归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但是在整个历史时期、统购统销时期、“双轨制”时期的显著性并不高，因为在统购统销时期和“双轨制”时期，可能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对于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不够，而在市场化导向时期和市场化购销时期的模型可靠性较高，在这两个时期，粮食流通体制日趋完善，粮食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逐步显现，可以说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引导作用的显著性在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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