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式（2）的性质可知，参数？茁即是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弹性系数，由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大致整理出各个阶段的弹性系数（见表2）。在整个历史时期，粮食价格每提高1%，将会带动下一年度粮食产量增加0.41%，其中，在统购统销时期，粮食价格每提高1%，将会带动下一年度粮食产量增加0.66%，“双轨制”时期，粮食价格每提高1%，将会带动下一年度粮食产量增加0.19%，保护价收购时期，粮食价格每提高1%，将会带动下一年度粮食产量增加0.59%，在市场化购销时期，粮食价格每提高1%，将会带动下一年度粮食产量增加0.29%。

　　（三）粮食价格效应的局限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之间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相关性，提高粮食价格对粮食增产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粮食政策的调整，粮食供给的弹性系数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984年以前，由于中国工业积累的需要导致的“剪刀差”以及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现实国情，粮食价格提高带来的增产效应显著。在实行保护价政策的历史阶段，上述效应也相对较高。但粮食收购实行双轨制时期的增产效应则相对微弱，市场化收购时期同样如此。

　　考虑到市场化购销时期市场机制对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更直接和更全面，可以发现，实质上中国现行体制下粮食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正逐步减小。换言之，国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引导粮食生产增加的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趋减的，反过来说，对粮食价格宏观调控的难度则日益加大。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变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仅要通过农民收入来体现，还受制于物价、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且，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短期尽管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最终要取决于农业的生产成本与资源禀赋。从全社会角度来看，由于通货膨胀的行业不对称性，粮食因其重要性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其价格上涨往往相对滞后于工业品，这一特性也使得粮食政策对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作用受到了削弱。

　　三、影响中国粮食自给能力的市场性因素分析

　　从长期看，粮食生产的紧约束条件是决定中国粮食安全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与国家粮食政策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中短期看，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城市化占地、工业化导致的就业流动、粮食进出口因素等，也影响着中国粮食供求的平衡。这些因素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新产生的矛盾，也是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占地导致的挤出效应

　　综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占地都是一个必然现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占地行为会因土地价格的巨大差异而导致混乱和无度。就农业领域来说，建设用地必然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20世纪90年代至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开发区的“圈地运动”，中国农村的数千万农民被“下岗”。在大搞开发区的最高峰时期，全国开发区高达8 000多个，导致每年流失耕地数量达1 000万亩以上，其中人为的征占约500万亩。由于中国发达地区多位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最快，导致被占用的土地大多是肥沃高产土地。针对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的现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些保护耕地的措施，但近年来建设用地占耕地面积减少的比例仍为8.04%。有关资料表明，1996—2004年全国的耕地减少了1.14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 425万亩，其中建设用地占14%。

　　不仅如此，中国耕地资源流失和减少的80%以上是优质土地，而新增加的耕地资源80%以上是劣质耕地。为了应对保耕地18亿亩的红线和16亿亩的底线，地方政府经常通过补充边缘地、劣地和生地，或缺乏农田基础设施的差地的方式，置换那些位于城市周边、位置较好、升值潜力大的良田。统计表明，新占耕地的平均产出水平与新增耕地平均产出水平一般相差0.8～1.2倍。因此，即使做到占补平衡，城市化占用耕地也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降低。实际上，仅1998—2004年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分别下降5.8%、11.7%和8.4%。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失导致的劳力投入不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品。不过，由于年龄、技能等因素，在现实中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往往是农业劳动生产中的骨干和“精华”人群。农业优质劳动力流向城市，无疑是从农业生产中“抽血”。

　　在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各类因素中，农村劳动力的“断层”现象不可忽视。研究表明（胡潮水，2012），因迁移、外出打工等原因，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已经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前几年出现的农田“代耕”、抛荒等现象，是农业劳力断层的典型后果。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短期内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失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了多重负面影响：（1）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把土地留给妇女或老人耕种，导致粮食生产中一年种植品种多是一麦一豆，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2）田管人力不足。项目区田间管理质量受到影响，土地产出率降低。同时，农村田间水利设施、田间道路维修等难以为继，影响农田排水沟渠清淤治理，造成农田受灾。（3）生产成本增加。虽然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田耕、种、管、收等逐步实现机械化，但劳动力素质差别，使得农业生产劳动力缺少相应的劳动力投入。（4）科技推广受限。由于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阻碍了配方施肥、土壤分析、新技术养殖等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生产后劲不足。

　　（三）通货膨胀对粮食生产比较利益的侵蚀

　　调动粮食生产者积极性的基础在于确保种粮者的利益。2008年以后，中国形成了以补贴和价格支持为基础的粮食调控制度，但并没有根本扭转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的格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仍在下降。根据《2010年中国粮油市场分析报告》，2010年中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平均每亩总成本为600.4元，比上年增加38元，增幅达6.8%。而种1亩小麦的纯利润一般是在100元～200元，这仅仅相当于在外打工几天的收入，种粮挣不到钱，这是导致农民弃耕的主要原因。

　　导致种粮利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近年来中国通胀趋势的存在，导致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穿凿人工费用急剧增加，使粮食生产成本逐步上升。相比之下，粮食价格涨幅低于成本增幅，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导致很多农户转种其他经济作物。一些地区已出现粮食生产口粮化、兼业化势头，显然威胁到粮食生产的稳定。

　　（四）粮食进口增长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

　　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市场开放步伐加快，非关税措施被全面取消。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15.2%，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粮食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由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差距拉大，农产品进口数量急剧增长。大豆市场已被进口产品占据大半个市场，三大主粮作物净进口日益常态化。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1月到12月，中国进口谷物为1 398万吨，大豆5 838万吨，粮食进口总量（含大豆）相当于中国获得粮食总量的11%。而三大主粮净进口总数则达1 900万吨左右，已成为全球玉米、小麦最大进口国。

　　主粮进口常态化，一方面形成进口价格的“天花板”效应，收窄了政府在粮食政策方面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也给主产区和粮食生产者带来巨大压力。有资料表明，2012年以来国内籼米的进口并非缘于短缺，而是受国内外价差驱动。其结果是不仅造成进口和积压并存，同时还显著打压了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空间。在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而粮价难以相应上涨的情况下，农户利益受损和生产积极性受挫也就不可避免。

　　四、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人口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且工业对农产品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只有保持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粮食安全才能有根本的保证。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特性，既要应对城市化进程侵占耕地、农业资本外流等因素的外部冲击，更要着眼于改进粮食政策体系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化解需求结构变化、粮食进出口等因素对农业资源的压力。

　　（一）坚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基本供给能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相当多的学者（Verburg，2000；Chen，2007）均认为，保证粮食基本自给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基本条件，而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粮食自给的最基本前提。通过分析中国耕地数量变化、质量状况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可以看出，21世纪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必须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高度重视耕地质量改善及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现实也正是如此，2012年中国耕地保有量已不足18.18亿亩，要实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就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同时要保持现有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在保护现有耕地的基础上，既要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又要积极开发后备土地资源。城市化建设要调整传统的占地扩张路径，充分利用非耕地扩张城市空间。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完善粮食生产总体规划，根据主要粮食的市场需求结构特点和变化趋势，确立不同品种主粮在粮食安全中的地位，使粮食自给率目标和粮食生产布局、品种结构相协调。在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加强优势粮食主产区规划，加快粮食示范区产业带建设的基础上，明确基本播种面积和基本产量目标，挖掘国内粮食生产潜力。

　　确保粮食基本供给能力需要多管齐下。一是加强对土地整治工作的专项投入，使之直接用于改造中低产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中低产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二是继续加强粮食品种品质改良工作，加大对国内原有粮食品种改良研发的投入，改变品种改良研究经费过度集中于转基因领域的状况。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进集约化、绿色经营，大幅度地减少农药、化肥和水资源的用量。四是有序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使之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

　　（二）改进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

　　对农业施行政策保护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当前中国的“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受损的趋势。但是，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其作用有限，难以起到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政策设计，保护粮食生产积极性。

　　其一，要改变“普惠”式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无论是按农业计税面积、计税常产补贴，还是按种粮面积或者农民出售商品粮数量挂钩补贴，都必须同时解决锁定补贴对象、促进粮农增收、调节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等问题，使粮食主产区通过增产获得更多的额外补贴。其二，改变“静态”式的粮食补贴方式，提高农资综合直补标准，消除农资价格波动的影响。具体可以实行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统筹考虑化肥等农资价格和粮食价格，使农资综合直补与农资价格涨幅挂钩。其三，提高良种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使补贴范围涵盖小麦、水稻、玉米和东北大豆等多个品种，同时将污染治理费用纳入农业补贴体系中。其四，提高粮食生产补贴。发达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约占农民收入的30%～50%，而目前中国的粮食直接补贴的标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按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中国农业补贴不得超过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8.5%这个“天花板”，但仍需加大补贴力度，使农业补贴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从目前的5%逐步提高到8%左右，用足补贴空间。其五，在粮食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之外，进一步改进粮食储备、政策性粮食销售和粮食加工产业政策，在粮食流通领域也要出台优惠政策，减轻粮食贮存、交易和加工利用中的负担。

　　（三）有效管控粮食进口对产业的影响

　　增强粮食自给率不能忽视粮食进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反映全球粮食供求状况的库存消费比也下降到20.5%，接近1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因此，要汲取2008年粮食危机中海地、埃及等国粮价飙升和粮食供需趋紧引发社会动荡的教训。目前全球每年粮食贸易量为4 800亿斤，仅相当于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左右，从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稻谷来看，我国每年消费大约为3 700亿斤～3 750亿斤，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仅为500亿斤～600亿斤，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5%左右，可见，在中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时，期望通过进口缓解国内产需矛盾是不现实的。

　　化解粮食进口对粮食安全影响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有效统筹国内生产和进口需求，确保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相衔接，进出口调控与国内供需趋势相协调。在实践中，一是要利用好关税、关税配额等管理措施，发挥其“门槛”作用，避免粮食进口对国内趋势价格的过度打压和抑制。二是要统筹考虑粮食进口在平抑国内市场和干预国际市场中的作用，建立合理的进口储备机制，提高库存量，提升干预粮食市场能力。三是要建立粮食安全的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防范和减少不合理进口，避免其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四是要稳定国际间的粮食产销关系，加强与货源国的互利互惠联系，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固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五是要提高贸易话语权。通过政府主导或政府支持、粮食行业协会协调运作的方式，发展和完善粮食国际贸易机制，提高粮食贸易中的谈判能力和对价格、交易量的影响力。

---

期刊库（http://www.zgqkk.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合作，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无关。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