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理论分析、文献分析、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法，搜集潜在的影响因素；基于两轮问卷调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了6类20项影响因素。在对结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显示，内部要素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根本影响因素，具体开展的廉政教育作为外在刺激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形成的实践基础；身份特征、政治倾向等个人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内在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受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公务员；廉政教育；政治文化；政治态度；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6-0023-06

　　收稿日期：2014-01-15

　　作者简介：张增田（1965—），男，安徽天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伦理和廉政建设；李才森（1987—），男，安徽阜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廉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ZZ022。

　　一、问题的提出

　　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公职人员潜在的腐败动机和行为，应采用说服、告知、警告等影响方式，引导他们形成诚实守信、秉公用权、清正廉洁等基本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1］从政治心理角度来看，廉政教育目的的达成，取决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积极程度。这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是指公务员对一般意义上（即非特定的、具体的）廉政教育的评价性心理反应。鉴于廉政教育是廉洁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因此，这一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心理倾向。已有的研究已注意到当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不容乐观。据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公务员及领导干部对待廉政教育存在三种错误心态：认为教育是个“虚”东西，开展的意义不大；教育是一项“软”活动，可以拖一拖，放一放；教育效果评价标准难以统一，评不评问题不大。有研究者指出，这三种心态均是由公务员及领导干部对廉政教育作用的信心不足衍生出来的。［2］心态不良与教育的作用密切相关，但已有的研究往往基于廉政教育效果较弱这一问题直接提出相关对策，而本文旨在探究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而尝试透过这些影响因素探寻改进廉政教育方式的思路。

　　二、影响因素搜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文献综述、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法搜集影响因素。其中，理论分析法主要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演绎出可能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法则借助国内廉政教育研究文献中对廉政教育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的综述，从中找出可能的影响因素。在这两种方法搜集到部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再运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法搜集态度主体——公务员的实际感知，以补充和完善影响因素体系。

　　（一）理论分析

　　⒈态度构成理论。态度构成理论认为，态度由一定的内部要素构成。流行的三维结构模型把态度看成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愿所构成的心理倾向。这三个内在要素对态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但Zanna和Rempel等则将态度广义地定义为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方面，这些都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行为、情感反应以及未来的行为意向和行为本身。［3］根据这一概念可知，态度是一个包含着五维结构的系统：行为本身、行为意向、认知、情感反应和态度本身。持五维结构论者认为，态度内部各要素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4］具体来说，这种影响关系表现为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共同决定态度，态度则通过行为意愿对行为产生影响，而行为反过来又影响着新态度的形成。行为可分为过去行为和将来行为两种，过去行为会对态度产生影响。

　　⒉态度形成与改变理论。态度形成理论强调主体与态度对象的接触和体验在态度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除了遗传可能性，纯粹接触效应、条件反射作用、价值——账户模型和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等观点都认为，态度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主体与对象的接触，或受对象的有条件刺激而产生反射。［5］鉴于态度对象的刺激总是以信息方式呈现出来，而态度对象可以借鉴态度改变理论中的分析框架：说服者、说服对象、传递信息和说服情境等四类。根据认知说服理论，任何说服都是说服者向被说服者传递特定的信息以便使后者改变先前的态度。说服效果既取决于两类活动主体本身的特征，也取决于说服刺激工具——信息内容和信息传播方式、方法以及说服情境。据此可以推测，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必然与廉政教育刺激本身密切相关，会受到廉政教育的施教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情境以及公务员自身特质的影响。

　　⒊其他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都强调主观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通过个体的态度而存在的。所谓“主观规范”，就是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往往表现为参照群体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意味着相近人群对相同事物的态度具有传染性。由此可知，公务员在参与廉政教育的过程中，单位领导、同事、家人和朋友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都可能对公务员个体产生参照作用。期望确认理论认为，感知有用性对个体态度有重要影响。所谓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对产品、服务或信息对其是否有帮助或实际功用的感受。感知有用性决定个体满意度，进而影响其持续使用意图。［6］期望确认理论在成人教育领域的应用表现为，成人在参与在职教育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学习有用性对其参与态度有着显著影响。鉴于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因而公务员在参与廉政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用性感知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此外，动机理论还揭示出学习动机作为内在动力倾向能激励并维持学生朝向某一目的的学习行为。［7］据此，公务员参与廉政教育的学习动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参与态度。

　　基于理论演绎可以看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认知，参与廉政教育的情感体验和行为意愿，过去参与廉政教育的经历；廉政教育的施教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情境、公务员自身特质；领导、同事、朋友、组织者及社会公众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以及公务员自身的学习动机等。

　　（二）廉政教育研究文献综述

　　虽然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研究，但在一些关于廉政教育所存在问题的定性分析中却包含着学界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的基本判断。大多数研究者把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指向教育活动本身。程茵认为，党风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教育内容空洞化、教育形式公式化和教育机制不健全”；［8］慕君认为，当前廉政教育缺乏分类分层教育，似乎在用“一把尺子量到底”；［9］任杨文认为，作为施教者的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一个“勤廉兼优的模范”，否则他（她）的说教就很难具有说服力。［10］部分研究者则把问题归诸廉政教育组织管理不力。龙溪虎认为，目前我国的廉政教育面临长效机制不健全，未形成长期的学习教育制度的问题；［11］卢文华认为，在廉政教育对象的选择上缺乏重点性和广泛性；［12］李玉华和郭玉亮认为，廉政教育存在“质量评估和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领导干部不能带头接受教育”等问题。［13］一些研究者还关注到社会环境对廉政教育产生的影响。黄飞燕和肖仲思认为，反腐倡廉教育的成效取决于腐败的态势，若“缺乏制度、监督和惩处的有力配合”，腐败现象就会继续泛滥，这样的话，反腐倡廉教育“只能显得苍白无力”；［14］石心也认为，具有放大效应的腐败事件会“使人不相信反腐败宣传的真实性”。［15］

　　由此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着力从过程及环境两个方面判断与把握廉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学者们关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的认知。主要有教育的内容、方式、管理、施教者和反腐败措施的得力程度及社会廉洁状况等。

　　（三）访谈和开放式问卷

　　为进一步扩充影响因素清单，我们在安徽省范围内开展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安徽省直机关单位、合肥市和霍山县有关单位的公务员，共24名，分三个小组进行。访谈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切入，重点围绕“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这一问题展开。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基于课题小组内部讨论，形成一份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清单。除上述已搜集到的因素外，还包括教育过程与管理方面的因素：教育载体、频率、时机、教育对象覆盖面、教育的常态化程度和对教育的监督力度等；公务员方面的因素：工资收入、职业发展前景、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败政策的支持程度；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社会各行业开展廉政教育的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及反腐败法律完善程度。

期刊库（http://www.zgqkk.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合作，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无关。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