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选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级MPA集中班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46份，补充了开展廉政教育的宣传力度、公务繁忙情况和公务员对腐败的归因倾向（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等因素。

　　把搜集到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归总，分成人口统计变量、内部因素、外部因素、过程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及其他等七类。详见表1。

　　表1影响因素汇总分类

　　[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类型、行政级别、单位类型、工资、工作年限\&态度内部影响因素\&廉政教育必要性认知、廉政教育有用性认知、参与廉政教育的情感体验、参与廉政教育的行为意愿、过去参与廉政教育的经历\&参照群体影响因素\&领导对廉政教育的态度、同事的态度、朋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组织者的态度、社会公众的态度\&廉政教育过程因素\&廉政教育的形式、廉政教育的内容、廉政教育的载体、廉政教育的频率、廉政教育的时机、施教者身份\&组织过程因素\&教育对象的覆盖面、廉政教育常态化程度、组织者身份、考核力度、宣传力度、监督力度\&政治环境因素\&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成效、社会廉洁状况、反腐法律完善程度、社会各行业廉洁教育开展状况\&其他因素\&岗位廉政风险等级、公务员的公务繁忙情况、职业发展前景、学习动机、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败政策的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内部归因或外部归因）\&]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两轮问卷对所搜集到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第一轮问卷调查旨在进一步确认影响因素。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级MPA周末班和安徽省委党校2013年秋季政法系统处级干部培训班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问卷97份，有效问卷91份。对问卷中“不属于、说不清楚、基本属于、属于、肯定属于”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分，先计算每个因素得分的均值，再以3分（基本属于）为理论标准进行筛选。结果显示，年龄、工资及公务繁忙程度三个变量的得分较低。最终得到39个影响因素进入下一轮验证。

　　第二轮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判断39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选项为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很高）。面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2级MPA研究生班、安徽省委党校2013年秋季地厅级和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南通市和杭州市纪委干部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68份，有效问卷243份，有效率为90.7%。考虑到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和选项之间的可转换性，我们将两轮数据进行整合，最终得到可供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34份。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如下：男性231名，占69.2%；女性103名，占30.8%。30周岁以下108人，占32.3%；31-40周岁84人，占25.1%；41-50周岁94人，占28.1%；51周岁及以上48人，占14.4%。专科及以下8人，占2.4%；本科261人，占78.1%；硕士及以上65人，占19.5%。综合管理类193人，占57.8%；行政执法类93人，占27.8%；专业技术类48人，占14.4%。使用SPSS对本轮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分，分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认为影响程度越高。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334份问卷进行编码，取其中的167份采用SPSS16.0作为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信度为0.943，说明问卷中各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研究设计可靠。效度验证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907，表示抽样适当；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8343.963（P<0.001），达到显著水准，表明结构效度较好。另外，问卷中各个变量经过理论分析和多次讨论形成，且调查对象多为在读MPA研究生、党校培训学员、纪检系统干部，他们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又参与或组织过廉政教育，保证了本研究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在变量筛选过程中，先后有10个变量由于因子载荷不足0.5而被删除。在保留下来的29个变量中提取六个公共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7.202%。各个公共因子表示从略。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命名见表2。

　　表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所得到的载荷矩阵是否合理，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使用LISREL8.7对另外167份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删除因子载荷较低的A6、A10、A11、A15、A16、A21、A25、A26和A29等九项。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为2.436，可以接受。一般拟合指数（GFI）为0.90，调整拟合指数（AGFI）为0.86，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66，均方差残根（RMR）为0.051，都达到标准，表示模型拟合度较高。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4以上。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包括6类20项影响因素。见表3。

　　表3影响因素列表

　　[教育过程\&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教育频率\&他人态度\&朋友的态度、同事的态度、家人的态度\&反腐形势\&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成效\&内部要素\&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行为意愿\&政治倾向\&政治服从程度、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对腐败的归因倾向\&身份特征\&职位类别、行政级别\&]

　　四、结论与讨论

　　⒈结论。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筛选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39项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29项，并抽取出6个公共因子；再经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20个影响因素，且证明6个公因子聚类合理。研究表明，教育过程、他人态度、反腐形势、内部要素、政治倾向和身份特征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⒉讨论。在诸类因素中，内部要素无疑是根本的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有用性认知”、“情感体验”、“必要性认知”和“行为意愿”等四项，即态度的三维结构。表明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经典结构。其中的认知与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同时，作为态度的内部要素，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意愿并非既定的，而是在实际教育过程、个人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对象——即具体廉政教育活动的刺激作用最为直接。但是，作为教育刺激首要因素的“廉政教育者”没有得到保留。这一点与智力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对待学科或课程的态度明显受教育者的影响颇为不同。而“教育载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等因素的影响被确认存在。这些都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教育内容”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作出必要性和有用性评价；“教育载体”和“教育方式”会促使公务员对廉政教育进行情绪体验；“教育时机”和“教育频率”则因关涉到公务员能否有时间参与而制约他们的参与意愿。三者共同构成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总体评价。

　　个人因素对人们的态度有着内在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下，在相同对象物的刺激下，不同主体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现象。在本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影响因素中，“身份特征”和“政治倾向”都可归入个人因素。所保留下来的具体因素则与特定的态度主体、态度本身和态度对象密切相关。“身份特征”只包含“职位类别”和“行政级别”两项，概因公务员的类别和职位不同，他们发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不同，对待廉政教育的认知和意愿也不同。“政治倾向”所包含的“政治服从程度”和“对反腐政策支持程度”实即两种政治态度，而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16］相近的政治态度之间自然会相互影响。“对腐败的归因倾向”之所以在列，是因为廉政教育一直被视作预防腐败的手段之一，旨在说服公务员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腐败。合乎逻辑地，如果一个公务员对腐败行为作外部归因，认为腐败是由制度不完善等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他（她）就会否定廉政教育的必要性；反之，如果作为内部归因，其会认可廉政教育。

　　环境因素对态度主体特定态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任何对象刺激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态度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感知作出评价性反应，不仅受环境中互动群体态度的辐射，而且还会受到与态度对象密切相关事物的调节。据此，本研究结论中的“他人态度”和“反腐形势”都属于环境性的影响因素。“他人”就是参照群体，只是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主要参照了朋友、同事和家人等三类群体的态度，并不包含一般认为的领导的态度。这表明在是否愿意接受廉政教育方面，公务员并不与他们的领导“攀比”，而是看重身边人的倾向。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领导更应该接受廉政教育。言外之意是因为领导有权更易腐败，所以要更多地接受廉政教育，在这方面他们积极参与的行为没有示范性。“反腐形势”中“社会廉洁状况”、“反腐败力度”和“反腐败成效”三个因素或许是本研究最有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三项的均值相对最高。表明反腐败形势对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影响程度最大。很多受访者表示，只有在腐败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受到有力打击的情况下，廉政教育才有说服力；如果反腐败不力，边反边腐，社会风气不正，对腐败的容忍度高，廉政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其内在逻辑是，反腐形势可以提高或降低廉政教育的说服力，而廉政教育的说服力则影响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认知性评价。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所示。

　　影响因素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出其维度影响因素，初步构建出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希望本研究结论能够为国内廉政教育研究中对受教育对象政治态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为以后量表开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影响程度及机理等理论研究有所帮助。在实践贡献方面，本研究旨在提示廉政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和施教者关注教育对象对教育本身的态度；所提供的具体影响因素能够帮助其打开廉政教育的思路，探寻更加科学的廉政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曾洁华，杨艳.转型期中国廉政教育路径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2］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教育的调研［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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