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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的政治动员模式回顾与反思(2)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4-08-08 16:21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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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的政治动员模式的反思

  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当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种较为务实的选择。 然而,政治动员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认同聚合

  社会舆论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群众或一定的组织对某件事情或某种事态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看法,并对事态的发展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社会舆论是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和利益关系上相互影响的产物,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认同聚合一般认为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组织的人们集结在一起所发生的共同行为。社会舆论与认同聚合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舆论对人们的认同聚合具有引导作用。先进的社会舆论在社会变革中起着从思想上动员群众,形成认同聚合,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任何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聚合,也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参与、支持和配合,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只是政治动员中的议题选择和议题建构,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单方面意志的体现,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只有通过自下而上形成的认同聚合,符合中国共产党预期的集体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而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是形成社会认同聚合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和社会认同机制的形成。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公众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开展大检举活动,对贪污腐败分子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压力,迫使他们主动交代问题。正因为如此,才使公众认识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性,调动了其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和认同聚合,才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深厚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加强动员主体自身的全面建设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动员是指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动员主体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采取说服、物质性诱导、精神性激励等手段,获得动员客体对某一议题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动员主体要想获得动员客体对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议题的认同和支持,除了运用说服、物质诱导和精神激励等手段外,动员主体自身素质的高低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动员主体自身素质较高,就容易获得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所倡导议题的心理认同和支持,动员主体的目标就容易实现;相反,如果动员主体自身素质较低,就无法获得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心理认同甚至引起动员客体的逆反心理,更谈不上实现政治动员的目标。

  因此,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作为动员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一定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和政府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其目的就是要获得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同和支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身贪污腐败,做不到廉洁自律,就无法获得公众对政府所倡导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心理认同和支持,其结果只能是降低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与执政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廉洁自律、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对于促进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获得了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心理认同和支持。如1950年,毛泽东在得知湖南长河地委和湘潭县委在他家乡为他修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过他家乡一事后,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不良,是为至要。”[6]另一方面,动员主体要坚决依法惩处贪污腐败分子,不徇私枉法,树立动员主体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威信和权威。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依法处决即产生了强大的廉政效应,使公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获得了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心理认同,激励和调动了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引导,防止参与过度而引起负面效应

  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应该加强对公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廉政教育,培养公众理性参与的意识,加强对公众参与的组织和引导,使公众参与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收到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预期效果。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直到改革开放前, 公众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各种政治观念还缺乏理性的辩证思考能力,只是按照社会主流的既定方式去做。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的话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7]

  新中国成立后,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组织和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盲目、过度和无序参与的情况,这种“过火”现象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积极效应的发挥,给党风廉政建设乃至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党和政府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公众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教育,提高其参与的自主性;加强对公众参与的组织和引导,使其参与有序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公众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才能达到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

  (四)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将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有效结合起来

  利益是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内在动因。马克思认为:“人们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8]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人们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十分重视对公众进行宏观的政治价值观教育,将精神激励作为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手段,使公众对个人的物质利益产生了自我抑制。由于忽视了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物质利益需求,所以,公众在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仅仅是凭着一腔热情,而没有利益支撑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节制的、持续的和稳定的,反而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冷漠参与,要么狂热参与。这种动员主体过度依赖精神激励而忽视动员客体物质利益需求的动员方式,最终会极大地阻碍和制约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的达成。 只有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需求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好的动员效果。正如米格代尔所说:“像农民加入其它类型的政治组织一样,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9]因此,在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时,要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有效地结合起来。

  (五)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重视法律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制度是指通过设置一整套的行为规则来约束人们行为和一整套办事程序来增进社会秩序。制度作为行为准则,理性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框定着权利的边界,使个人的选择必须受制于规则约束。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有明显的从众心理,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本质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低下的动物。”[10]如果在人们的行为缺乏法律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就可能导致政治动员的失控,进而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盲从性的、狂热化的社会政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动员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在后期,由于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缺乏对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导致一部分人处于盲从状态,不仅没有达到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反而给正常的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要不断拓宽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渠道,保持参与渠道的畅通,尽可能地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参与引导公众合法参与、理性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如果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渠道缺乏或不畅通,就很容易引起“聚集效应” 并导致公众的非理性参与,进而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正当性和合理性。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使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引导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政治动员模式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和弊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公众自主意识及权利意识的高涨,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的政治动员模式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必然的归宿。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72.262,264.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1.513,525.

  [5](美)塔罗:运动中的力量[M].译林出版社,2005.13.

  [6]马奇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

  [7]列宁全集(第42卷)[C].人民出版社,1984.20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56.82.

  [9](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99.

  [10](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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