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以现阶段腐败发生的整体形势来看，腐败的总体规模依旧有扩大的态势，腐败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及多种多样的发展趋势。一是"集体腐败"：这种腐败讲究"利益均沾"的潜在原则，凡是参与者就要遵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道义"原则，形成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二是"炫耀性腐败"：公职人员或公职部门为满足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大肆消费，造成公众利益损害的不法行为。三是"腐败智能化"：腐败分子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从事腐败活动，以图逃避常规反腐部门的监督与打击。四是"腐败期权化"：这种腐败的时间相当灵活，为"权力资源"成功兑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包括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2]

　　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呈现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使得传统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方式很难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一方面，廉政文化教育针对性不强，没有结合思想教育职业教育内容，而是强调单纯的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有些政府部门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经常把对党政干部的教育与一般公职人员的教育等同看待，开展的廉政教育活动变成了全员教育，虽然在表面上颇具声势，但缺乏针对不同受众的个性化宣传形式，这在实际上冲淡了廉政文化教育的重点，并没有很好地突出廉政文化教育的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廉政文化教育方法不够灵活，缺乏吸引力和时代感。传统廉政文化教育方法强调"灌输教育"，依然采用"我讲你听"的讲授方法，表现手段较为单一和乏味，"立体"教育手段运用较少，没有充分发挥各种媒体和多种形式的功能叠加优势，没有将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各类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四）制度性腐败：社会转型中廉政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职人员尤其是党政干部腐败的机会成本较低，法律处置成本偏低且不稳定，经济处罚成本几乎没有，加上制度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在社会激烈变革中比较容易诱发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是指现有的由人创造的正式制度而非自然演化而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仅不能对人们相互间的行为起到限制、规范的作用，反而在设计、变迁和约束的过程中滋生和助长了个人或集体的腐败动机，加强了个人或集体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腐败行为。[3]

　　制度软约束下腐败行为或许成为理性的选择。制度软约束是指制度对一项不良行为的发生，起不到本身应有的约束规范作用从而致使其偏离正轨，具体到反腐防腐方面，表现为制度无法提高腐败行为发现概率、无法对腐败行为进行有效的惩处。"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范围被过分扩大，而另一方面则是行为者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不承担责任。"[4]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标准存在的诸多缺陷，可能造成制度性的降低处罚概率和惩处力度，使许多腐败行为人逃脱了法律制裁，助长了腐败行为人对能够绕过法律规避腐败犯罪所带来的惩处侥幸心理。

　　制度难以变迁引致众多制度漏洞。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5]它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是一种更为有效益的制度产生过程。在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中，时间的不连续和衔接的不畅使得制度漏洞凸显，在正式制度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影子制度"与正式制度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种"影子制度"嵌套在正式制度之下形成了二元行为方式，从而使其成为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使腐败动机上升为一种潜在而实际的行事理念。

　　三、推进社会转型中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提高党政干部廉政文化建设理论认识

　　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要求广大党政干部把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同积极适应当前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同自身的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紧密联系起来，保持清醒头脑，强化责任意识，积极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是为了在全体党政干部中直至全社会彻底解决廉洁价值观问题，使党政干部形成牢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权力观，对从政行为起到规范、控制作用，引导、约束从政行为，促进从政行为朝着廉洁和有利于廉洁的方向发展，形成崇尚廉洁的行为习惯，筑起抵御腐败的思想文化防线。

　　首先，广泛开展岗位廉政教育、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全力推进党政干部培训工作力度，把廉政文化教育置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之中，同党政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任用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教育不单是廉政知识的灌输，尤其注重理性价值判断的给予与正确引导。特别强调用事实说话、用典型事例说话，将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使教育真正入情人理，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

　　其次，根据党政干部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主题。针对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轻浮的问题，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针对个人主义思想膨胀、贪图个人享受的问题，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针对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问题，进行社会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僵化，社会主义信念不足等问题，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开展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活动等方式，进行有针对性极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第三，积极调动与广泛整合廉政教育资源，深入推进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和宣传核心期刊思想等部门要做好经常性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传媒要努力营造反腐倡廉教育的舆论氛围，理论政策研究部门要加强反腐倡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培训要充实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党风廉政建设要大力营造弘扬正气、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氛围，促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觉悟起来，增强全社会的廉洁意识，以实际行动与各种腐败、腐化行为作斗争，为反腐倡廉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精心培育人民群众廉政文化意识

　　首先，要培养人民群众的廉政文化意识。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廉洁意识，对社会廉政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要深入培养人民群众廉洁思想和廉洁观念，把这种认知内化在他们的情绪和态度中，让这种崇尚廉洁公正的意识融入到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当中，从而为其形成具有民主化、制度化的潜在价值基础，让其成为社会公平正义不可脱离的重要共识，使人民群众都具有社会的责任感，敢于对社会出现的腐败现象说"不"，敢于监督和批判社会的不良风气。

　　其次，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体不仅在于公职人员和党政干部，更加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的热情，这种热情的激发有助持续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更有助让广大人民履行好各自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人民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可以抵制腐败文化的肆意传播，实质上也维护其自身的根本利益。培养责任意识是公民教育中不容忽略的重要政治素质，是对公共权力开展全面监督的民主意识。

　　第三，健全完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有效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着力培养人民群众廉洁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同时，我们应当以鼓励的方式提高廉政文化建设进程，达到释放和激活人民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热情，以此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对于廉政文化建设实行激励机制。一种是精神性激励方式，主要通过树立反腐倡廉建设的典型，给以崇高的荣誉表扬，宣传其个人反腐先进事迹等；另一种则是物质式奖励，或者称之为利益激励机制，为国家政治和经济挽回巨大损失的，按照相应比例奖励给举报人，让举报行为由高风险无收益转变为低风险有收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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