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协商民主是对“为民作主”的超越

　　若要政治清明，社会长治久安，单靠几个包青天、纪晓岚这样的清官为民作主、除恶扬善，是无济于事的。旧的体制机制不更改，“为民作主”思想的弊端不矫正，一批贪官被罢黜，还会有新的一批贪官紧随而上。对此，美国学者阿密泰认为，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1]因此，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干部要清醒认识到“为民作主”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善于用“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工作上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扩大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与知情度，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以公共理性引导公共协商，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有助于培育公民参与型文化。受传统顺从型臣民文化影响，我国民众的自主意识还比较薄弱，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利的。而协商民主有助于改变臣民依附型文化，形成公民参与型文化。首先，协商民主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参与客体的开放性和参与过程的公开性。这不仅有助于促使群众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思维转变，而且促使干部实现从“为民做主”到“协商民主”的思维转变；其次，协商民主能够为干群之间提供交流的平台，并通过干群之间平等的交流，扩大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与知情度，增加民众在决策中的发言权，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民众的政治责任感；最后，协商民主鼓励公民学会相互尊重相互妥协，并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商过程达成共识。正基于此，协商民主能够培养出维护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使得所有公民都可以因自己拥有“更好观点的力量”得到认同，而不受身份、地位、权力等因素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感，培育公民参与型文化。

　　第二，有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膨胀。当前，由于我国行政权力本身的现代性还不够完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时不时会出现行政越权的现象，而协商民主强调在多方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公共决策，有利于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其一，协商民主鼓励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并赋予他们拥有确定议题、开展协商和形成决策的同等机会。这不仅拓宽了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合法渠道，而且还可以通过发挥公众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权力，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其二，协商过程承认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并能包容他们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在公共决策形成之前，不同利益群体须在协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而政府部门在拍板决策时也要以他们所达成的共识为导向，从而有助于改变过去一元化的决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公共利益部门化的现象；其三，协商民主有助于建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机制。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打着以民为本的旗帜从事以官为本、以政绩为本的活动，而通过开展各种协商民主实践，公共权力就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并按受人民监督，从而有助于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有助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协商民主的引入，促使现代民主从注重偏好的聚集转向注重偏好的具体形成过程，有助于规避公共决策中的“暗箱操作”问题，从而在提升决策有效性的同时也能促进决策科学化。其一，协商民主有助于建立干群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使得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能有科学依据，从而减少决策失误。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是想着“为民作主”的，但由于不了解人民的真实需求信息，导致他作出一些有违民意的决策。而通过干群之间的广泛协商，干部的各种决策就能够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非隔靴搔痒；其二，与表决民主不同，协商民主尤其关注“少数”利益的实现，使得“少数”被“边缘化”的状况得以改变。协商民主强调全体成员通过自由的协商过程而非纯粹投票的方式达成共识，这就有可能出现“多数”被“少数”更有力的观点所说服的现象，从而有效地规避了表决民主实行过程中由于遵循多数选票所带来的决策不科学；其三，协商民主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宗旨，倡导所有受公共决策影响的人都要积极参与协商过程并形成超越自我利益的公共理性，以说服而非强制的方式形成公共意见。这不仅使得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而且使得通过公共协商形成的决策可以得到参与者的普遍遵守，促进决策的有效实施。

　　第四，有助于实现主权在民。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治权的民主，有助于实现主权在民，将社会公仆置于社会主人的监督之下。首先，从民主参与角度上看，通过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为民众提供更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克服以往存在的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将民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情绪和所有的建议都纳入到可预期和可消化的正常轨道上，从而形成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其次，从民主决策角度上看，由于协商民主更为注重的是协商过程中彼此意见的交锋和彼此偏好的转换，因此它能引导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协商为主导的行为方式进行利益博弈，从而促进决策的合法化；再次，从民主管理角度上看，协商民主机制能促进政府官员摒弃传统家长式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把以往自上而下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为与群众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并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协调好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有助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最后，从民主监督角度上看，通过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对公共权利的有效监督，使得社会的治理超越少数精英的局限，从以官治官变为以民治官，从而实现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有效保障人民民主的落实。

　　三、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条件

　　协商民主理论是在西方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虽然具备了发展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但在目前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引入和发展协商民主时仍面临着民主传统缺失、选举民主不发达、社会资本缺失、公民社会不成熟、公民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较低等诸多难题。德雷泽克认为，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模式。[2]为了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就要因地制宜，充分挖掘体制内现有的资源积极发展协商民主，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条件，使协商民主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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