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培育协作型公民社会。协作型公民社会的发育能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公共场域。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型社会，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个根深蒂固的客观存在。正基于此，我国现阶段的公民社会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某些组织的行政化、等级化和依附性倾向明显，公民社会内部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规则还很薄弱，外部缺乏法律制度环境的有效保障，等等。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从而助长了政府过度干预和部分官员越俎代庖的行为，导致政社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对此，首先，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为公民社会的生成和壮大提供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市场经济中培养出的普遍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前提条件。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仍依赖于行政力量的现状，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培育和确立契约性关系，获取公民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从经济领域开始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其次，要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取消对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公民社会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扩展协商民主的领域。再次，政府还权于社会，一方面要通过创新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取消对民间组织活动的过分监管和诸多不合理限制，吸纳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开放性的公共协商中；另一方面则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政府的部分职能交予民间组织独立承担，不断增强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公民社会提供成长的机会。

　　第二，孕育参与民主型的公民文化。英克尔斯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只有培育参与民主型公民文化，才能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首先，正确处理新型公民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的遗传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试图彻底地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去全新地构建一种公民文化，这是不现实的。只有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并基于现有的社会大背景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当的改造，建立起与公民文化之间的纽带，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可能性转换，才能有效地培育新型公民文化；其次，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重塑公民文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民主资源极其缺乏同时民主习惯又尚未形成的国家，要想短时间内提高广大民众的公民素质，这是不太现实的。对此，要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实现公民文化的代际传播、社会传播和跨区传播，引导公民主体性的回归，大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知意识、政治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普通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再次，通过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普通民众的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公民意识薄弱的人来讲，他不仅对自我作为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清楚的认知，而且对维护自身公民权利也缺乏主观能动性。基于此，即使他介入了协商民主的过程，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也只能是盲从与蛮行。对此，要通过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营造开放开明的政治生态，这不仅能使公民拥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息资源，而且还能逐步地增强公民的参政热情与议政能力。

　　第三，提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协商民主，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保证，就容易导致协商随意、虚假协商等现象的产生。对此，就要围绕着确定讨论议题、安排协商事宜、进行协商活动、汇报协商结果和反馈协商意见等环节形成完善的制度构造，实现各制度措施之间的匹配协调以及制度结构体系的科学合理，从而不断地提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以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首先，建立协商主体保障制度，这不仅能从制度上保障广大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而且还能使得群众在协商过程中自由表达立场、观点和态度并不受任何追究；其次，建立权力制约制度，这不单单能建构起一种新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而且还能强化对政治权力的监督，防止暗箱操作与潜规则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从而实现合法决策与民主治理；再次，建立协商效率提升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规避协商民主本身所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缺陷，从而提高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建立协商结果落实制度，这不仅使得协商结果能及时并有效地诉诸于实践，而且还能对实践当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纠偏，从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

　　结语

　　总之，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为民作主”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与之不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它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凭借某种势力以强凌弱、以大压小，而是鼓励协商主体在尊重权利和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偏好表达、利益诉求来达成共识，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表现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人翁地位的重视以及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尊重。为此，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不断地拓宽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方位、多途径的协商沟通，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46.

　　[2]约翰·S·德雷泽克.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3]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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