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拥有的地位，赋予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它实质上表明了一种平等原则。凡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并且获得共同体公民资格的人，就享有共同体提供的一切公共服务，分享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政策惠及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主张的政治平等理念与个人所有制基础上对个人私利追求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无法从根本上使得共同体中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待遇。由于分工与私有制的缘故，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使得公民身份的划分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进行了顶层设计，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经济共同体之上，虽然加强了法律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建设，但其实这些都是为了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而服务的。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就是生命的全部，而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于源源不断的产生剩余价值，如果说剩余价值减少甚至消失，那么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就丧失。正因如此，资产阶级以市场为中介，以经济交换活动所显现的平等和自由原则取代其他方面的自由与平等，以此混淆自由与平等本身，从而宣称自身建构的社会遵循了自由与平等原则，并坚信这样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如果说贫困或者不幸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种偶然的状况归属于你自己，只能说明你自己的无能，这种不幸降临在你身上，只能证明个人倒霉，但不能把罪责归罪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向每一个公民表明，并力图证明它们所设置的职业向所有人开放，这对每一个公民而言，机会是平等的（罗尔斯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性别、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不同，其获得的社会地位不同，由此产生的权力大小不同，分享的权利与义务不同。根据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仅仅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们，联合和组织成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他们在早期破坏和捣毁资本家的工厂机器的过程中，逐渐觉悟到树立无产阶级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意识会促动无产阶级产生责任感与历史使命，只有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团结起来作为整体与资产阶级对抗和斗争，产生一种颠覆和瓦解那种保护并支持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的信念。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由于享有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因此，无产阶级是有能力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此而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运动和斗争之中，才能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公民身份，真正享有公民身份所赋予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其统治方式的改变，使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规范性范畴所蕴含的的内涵发生变化，甚至变得抽象，其意义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之中被肢解，无法为使用“无产阶级范畴”找到一个具体的群体对象，内容变得模糊，这样，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规范范畴，在实践活动中的效力丧失。而市场经济原则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强化了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集体主义逐渐式微。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每一位单个的个体，不再过渡依赖组织与集体，而是依据个人意愿选择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权利、权力、义务等关注以及通过行动予以争取的过程中恰恰是以对自己有利为导向，在诸多利益的博弈中确定自己的选择。这样，个人选择仅仅把目光放在当下而不再是长远，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选择就抛弃了组织或者集体设置的长远利益，致使许多工人开始放弃革命，与资本家妥协合作，从而产生了“富裕工人”、“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中产阶级”。难怪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中宣称自由民主思想已经在全球获得胜利。

　　马歇尔对公民身份进行了三种类型的划分，试图从公民身份在西方社会（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共同体、中世纪的宗教共同体、封建的城市共同体）的发展变化中重新构建西方社会发展史，以此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叙述方式。在马歇尔看来，西方早期社会已经存在公民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罗马帝国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一旦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资格，就可以享有罗马人所具有的的特权，这恰恰吸引了许多被征服地区的人，他们试图取得罗马公民资格成为罗马人，这种情况一方面成就了罗马，使得罗马的力量壮大，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摧毁罗马的种子，使得罗马分裂以致于很快灭亡。在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封建城市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管理者与统治者享有政治权利，而那些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受到排挤，他们为了获得身份资格，为了取得与地主和贵族同样的政治权利，同他们展开了斗争，这样的斗争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这些人作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者，真正实现了作为公民身份赋予的政治权利和义务。那种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做出了准确的表述，个人权利优先性成为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可以说，公民在争取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变化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在享有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同时，社会正义、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诱导社会批判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开始反思批判权利本身所显现的局限性。权利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对享有权利的人予以保护，同时对不享有权利的人予以排斥，这种排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产生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缘由。因此，一种有关“社会权利”的出现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社会权利的普遍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所带来的不足与缺陷，使得整个社会朝向健康公正方面发展。

　　三

　　马歇尔以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为核心，重新构建了他的社会发展轨迹。从公民身份与共同体的关系重新叙述个人在共同体之中处境与享有的待遇，力图表明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以及结构对于在其中生活的一些人们构成一定限制和约束，而对于一些人则是无拘束和自由的，这主要取决于你是否在共同体之中获得公民身份。实际上，我们看到，共同体为了巩固自身秩序和强化管理，一方面通过编织意识形态话语（自由、民主、平等）支配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占居他们的生活，最终使得他们相信，现实的生活是美好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一些人参与共同体组织活动，拒绝给另一些人相应的共同体公民资格，使得他们没有权利享有共同体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排斥他们对共同体的政治权力的染指。正因如此，这样一些人在共同体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由于公民身份的无法取得使得他们失去了话语权利，即使凭借人的权利去抗争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对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的类型学研究过程中，使得我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共同体生活的人们，不仅拥有民事权利（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权利（公职的选举权与代表权），而且拥有社会权利（尤其是受教育和享受福利权利）。这些权利的产生不是个人先天就具有的，而是人进入共同体之后，随着共同体的变迁而人所拥有的权利不断增多，从而显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情形对于我们现代人认识权利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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