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认为人的权利是人先天固有的，且是永恒的。这种权利认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从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类型学研究表明，人所拥有的权利是以个人与共同体二元论架构中，个人争取自身身份的承认过程中显现出来，个人力争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而且获得共同体的公民资格，这种身份承认的斗争使得共同体内在结构和组织不断发生了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塑造环境，而环境改变人。这样，人与共同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共同体裂变成为国家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公民身份赋予公民的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利无法调节内在矛盾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使得社会权利产生，通过增加给人的社会权利来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随着人的权利的深化与扩张，不仅产生的矛盾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促使社会处于动荡与不稳定状态中，这主要在于公民争取权利和承认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自身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公民身份掩饰了阶级敌对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致使人们在争取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忘却了人自身解放的问题。

　　其次，公民身份是通过共同体来界定的，如果失去了共同体，那么个人就无法辨识自己的身份，身份的不明确或者含混，使得自己无法获得话语权，这样，个人只能作为一个“隐形人”、“匿名人”存在，虽然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名不正言不顺，就像生活在黑暗王国，由于自身权利无法受到保护，因此，他们的生活境遇就非常恶劣。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得工人阶级生活境遇变得更为糟糕：“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3]53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共同体使得共同体事情颠倒黑白，“它（货币）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3]145拥有公民身份的资产阶级“ 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冷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想掩盖着的剥削。……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眼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275这样，虚假共同体造就了共同体内在的公民身份的虚假性，个人与共同体产生的紧张使得现代性危机重重。

　　再次，共同体的公民由一个自然人转变而来的，是在扬弃了个人的生物特性，进入共同体获得政治和社会属性的人，并且这样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在共同体组织的生产活动中获得自身身份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不是仅仅主张人的权利的原子式个人，随着社会分工与交换方式的变化发展，肉体组织的个人需求不断增多，除了吃穿住行量的需求外，还有对吃穿住行的质的要求，同时为了实现这些需要不断地展开了公民身份的斗争，力图通过争取公民身份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待遇，以便满足自身对吃穿住行的高质量的要求。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提高，从形式上似乎在满足着现实的人的需求，实质上，使得现实的人异化。当现代人追逐人的权利的时候，反而被权利限制了人的视野，人丧失了抗争，变成了奴隶，人越是受到权利的限制和约束，放弃了关于自身解放的诉求，放弃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科技共同体把人变得野蛮与残忍，让人们在相互残杀中毁灭人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扬弃虚假共同体以及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消除分工产生的劳动异化状态，才能使得人的本质复归人。而真正的共同体使得“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19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有鉴于此，生活在虚假共同体的公民是无法通过意识形态来确定和认可这样的共同体，他们产生这种观念导致公民身份的认同的危机。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类型学研究并没有指出如何摆脱这样的公民身份认同危机，而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人类解放运动，才能完成消除身份认同危机，通过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超越这个问题对人的困扰。

　　最后，依据马歇尔的社会权利论述，公民在共同体之中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与安全权利，以及分享文明生活的权利，这样，“公民身份地位所衍生的主要优点，是保证公民不至于陷入贫困与极度匮乏中；他们作为公民的地位（无论其阶级地位如何），使他们能获得有限的社会支持。作为每一位公民拥有之共同身份，社会权利被为有助于取消阶级差别。”[5]90德怀尔看来，“社会公民身份的降临意味着所有公民均可获得某一水准的去商品化的支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因为他们的公民地位而得到一系列利益与服务。理论上，个人与阶级体系的关系不再具有单一的重要性，个人作为公民的身份确保他们某些福利权利，而这与他们在雇佣劳动市场中的身份、缺乏就业或阶级地位无关，简而言之，公民身份承认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制度中工人（商品）。”[5]90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之中，由于工人的贫困，这种贫困与社会排斥摧毁了很多公民的生活。因为“穷人因为能力所限，被排斥于全面参与社区活动之外；换言之，缺少资源意味着无论在公共还在私人范畴，他们无法履行作为公民的预期的角色。”[5]88而在西方社会的阶级体系中，贫困的工人被视为商品，每一位雇佣劳动者凭借培训的技能进行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工人自身的技能退化，也就成为多余的人，其工人的福利和过个文明生活以及保障自身安全就成为问题。因此，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以及消除社会因阶级差异产生的贫困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仅仅从公民身份出发，一方面重新组织建构和解释社会发展之路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借助公民身份三种类型学研究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太平也是行不通的，其辩护的力量是微弱的，这不仅不能够增强人们对共同体的接受和认同，反而降低了人们的期望值，致使人们产生一种失望情绪。这就是说，人们更赞同和接受一种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共同体，这才是人们欲求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作为贫困阶层，仅仅获得“表面上的平等与自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因为他们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另一方，以劳动力的方式出现，这就决定他们仍然没有摆脱支配、压迫和剥削的地位。马克思说：“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的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6]187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生产关系使得工人阶级承认这样现实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不是对抗而是承认和接受现实的冲突，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样，作为自由和平等的生产关系被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掩饰，从而获得意识形态正当性辩护，这就使得人们还真以为这种自由和平等就是这样的，这种停留表面的“以言表意”层面的认识，容易导致并忽略“以言行事”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旨趣。因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经济观念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从认识论上澄清混乱观念，从而为无产阶级确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旨趣则促使无产阶级把自己从虚假意识形态解脱出来，摆脱狭隘的、错误的思想观念的纠葛，在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无产阶级通过自身实际行动，重新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真正共同体，只有这种共同体才能使得每个人享有真正自由和平等。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不再受制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操纵，而意识形态与公民身份问题会随着“自由人联合体”的产生而终结，每个人都是以真实自我而存在，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从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融合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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