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位美丽勇敢的女性，但她不幸嫁给了一个年迈丑陋的老学者罗杰，他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当罗杰出海失踪后，她忍受着痛苦和寂寞。后来结识了年轻英俊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并生下了一个孩子--珠儿。但在当时的宗教背景和父权观念下，他们的爱情注定以悲剧结束。

　　首先，海丝特·白兰是宗教理念的燔祭。当时的清教思想充满落后和虚伪，有严格的清规戒律，对于通奸者严惩不贷。他们不顾当时的宗教法规，最终肯定逃脱不了宗教的枷锁。她无法与之抗争，只能接受惩罚：坐监牢，站刑台示众，佩戴象征耻辱的红字"A"，被人们孤立，与女儿珠儿孤苦伶仃地住在小茅屋里，成为宗教迫害的替罪羊。其次，她也是父权桎梏下的牺牲品。女性从出生之日起便被视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是第二性和他者。她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遵从父权社会中的道德禁锢，否则就要受到社会的惩罚。海丝特·白兰为了寻找真爱，与牧师相爱，继而通奸，犯了父权社会的大忌，悲剧不可避免。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干燥的九月》中的黑人威廉·莫耶斯也是一个典型的替罪羊形象。谣传他强奸了白人米尼·库坡小姐，白人退伍军人麦克菲登闻此极为恼怒，带领一帮人将其拖至郊外处死，这样，莫耶斯便成了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小说故事情节与替罪羊原型故事非常吻合。首先，持续62天没下雨，人们烦躁不安，这符合驱邪前的情形。其次，将莫耶斯处死在荒郊，扔到水里，使他与世隔绝，这类似处置替罪羊的过程。第三，小说的结尾也描述了驱邪活动失败后的情形：天气依然干热，麦克菲登依然汗流浃背，心绪不宁。体现了小说对替罪羊模式的戏仿和超越，对驱邪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进行讽刺。

　　小说对社会历史和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种族歧视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控诉。莫耶斯成为替罪羊就因为他是黑人。在种族歧视语境中，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黑人的文化和智力比白人的低劣[1]208。因而在他们看来，是黑人给小镇带来了晦气。以麦克菲登为代表的言行充分暴露了白人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莫耶斯之死揭示了黑人的悲惨命运，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福克纳的另一部作品《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情感和婚姻被扼杀，成为孤独的老处女，心理发生畸变，并残忍地杀害了她的情人，与腐尸相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实际上，艾米莉是衰朽的南方社会旧文化的陪葬品。她是广泛的群体--南方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代表[6]。她生前代表了一个传统，一种责任。她必须做出牺牲，接受这一荣誉带来的严厉的行为规范。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必须放弃自我，放弃常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假扮南方淑女，结果性格变得怪异，成为边缘化的另类。一旦艾米莉试图改变其身份格局，便成为众矢之的，彰显了她作为替罪羊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仍然上演着替罪羊的故事，它就发生在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抽彩》中。在6月27日一个平常的新英格兰小村庄里，全体居民参加一年一度的延续100多年的抽彩活动（"六月抓阄，苞谷丰收"）。但是，中彩者并不是拿奖品的幸运儿，而是承担所有人的过错，成为转移灾祸、宣泄恐惧，祈求丰收的祭祀品，要被石头活活砸死。最终特丝·哈钦森太太成为中彩者。她成为本年度的人牲是有"原因"的。她姗姗来迟，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不尊；她言语中显示出对传统等级的蔑视和反抗，对父权至上的社会制度提出挑战，所以她注定要成为替罪羊。

　　特丝·哈钦森成为替罪羊是人性异化的结果。她的悲惨命运折射出人性的堕落、扭曲和泯灭。抽彩前后，村民们对她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彩后，她不再是妻子、乡邻和朋友。她的丈夫比尔从她手中夺过纸条举起来向大家展示，以确认中彩身份，夫妻情分荡然无存。村民们更是欢呼雀跃，兴奋异常，积极充当刽子手。这一现象承载了人类世代相传的共同心态，或曰集体无意识。转责、逃避天谴、摆脱恐惧、攫取安全成为整个集体的公共意志。通过迫害替罪羊，牺牲一人换来所有人的生存，从而建立新秩序。这种人性的异化与美国在二战后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关。战争使一切都变得荒诞不经，道德沦丧。物质文明并没有升华人性，反而变得盲从、愚昧和残暴。原本具有神圣意义的处死替罪羊的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一种暴力和杀戮，从而揭示了美国社会发展的畸形性。

　　三、替罪羊之羊-兽形象

　　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祭祀给上帝的物品不再是神和人，而是动物。弗雷泽在《金枝》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如古希腊人、喀尔巴阡山的胡祖尔人以及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献祭燕子，摩洛哥的摩尔人奉献野猪，南非的卡福人牺牲山羊，阿拉伯人祭献骆驼，印度巴达加人供奉水牛等[2]540542。古代作为祭祀用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合称牺牲。在《圣经》中替罪的载体就是羊。作为祭献仪式的产物，替罪羊这一原型集中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只要把部落的罪责转嫁到一头动物身上，然后再把它杀死，这个部落才能得以净化和赎罪。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动物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时刻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从侧面映射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麦尔维尔的浪漫主义小说《白鲸》讲述船长亚哈在一次航海中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于是发起了疯狂的复仇行动，最终两者葬身海底。小说中的白鲸成为自然的象征，喻指自然界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超出大鲸以外的事物[7]。因此，亚哈对白鲸的追逐猎杀隐喻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亚哈剿灭白鲸的过程就是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一个缩影。亚哈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船长，而是变身为一位为了挽回人类失去了的尊严而向自然发出挑战的救赎者。本来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它，人类将无法生存，也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本应和睦相处，但作品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你死我活的争斗，最终亚哈和白鲸玉石俱焚。白鲸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牺牲品，而人类也最终成为自然所施惩罚的受害者。实际上，在人类过度发展经济、暴力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光是自然界的动物，甚至所有的一切都是受害者，包括人类自身。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种牺牲是驱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所有人员--包括工人和业主--的一种精神经济力量"[8]。反映了美国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动物作为替罪羊形象在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该小说是"南方故事"系列之一，叙述一名叫巴克的狗历经磨难，逃离文明社会，最终回归到自然的野生环境。在恶劣的人类环境中，巴克长期饱受奴役和虐待，曾被残暴的主人哈尔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它目睹了北方人与人、狗与狗之间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生存，巴克不得不改变自己，它变得勇猛、凶残、狡诈、不求道义。它善于耍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躲避严寒学会了挖雪洞栖身，为填饱肚子学会了偷盗。与饥饿的爱斯基摩狗厮杀，与斯匹兹为争夺狗领导权而决战，还与狼群恶战，最终确立了领头狗的地位，成为凶残狡诈的统治者。尽管如此，巴克却时刻感悟到荒野的呼唤，觉得那才是它的归宿。因此，它最终投入了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荒原，从人类文明社会回到狼群原始生活环境。

　　作品反映了人性异化的悲怆。人类在文明进步与自身进化的同时，离自己的纯朴本性也越来越远，而那种升华的、纯朴的自然本能--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对美好愿望的期守却渐渐淡忘。文明程度越高，恐惧就越深。作品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表面上浮动着作者对自然的无限向往，而深层次里却是人类不得不陷入自己挖掘的陷阱的悲歌。日益异化的人类或许只能在炼狱中永行轮回，饱受困苦与磨难。巴克很难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对这个人类社会已无任何眷恋，最终选择了荒野而不是被异化的人类文明社会，从阳光明媚的南方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成为人性异化和所谓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替罪羊。

　　四、替罪羊之羊-魔形象

　　尽管很多替罪羊形象都是善良无辜的，但有些替罪羊却是邪恶可恶的。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麦尔维尔的《白鲸》笔下的亚哈船长就是这样一位撒旦式替罪羊的典型。他无视一切建议与劝说，孤注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带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向白鲸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他用抹香鲸的颚骨磨光做成残腿，"裴廓德"号捕鲸船也是用花白的鲸骨打造的。他"四十年不停顿地捕鲸！四十年的苦难、危险和风暴的时光！四十年在无情的海洋上！四十年来亚哈放弃了安谧的陆地，四十年在深海的恐怖中战斗"[9]！最终失去理智和人性，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偏热狂，以殉道的方式与白鲸一同沉入海底，栽进绝望的深壑。"带着日益增加的愤怒，亚哈这位自命的人类救赎者，变成了一个恶魔，最终被杀死"[10]。

　　如前所述，亚哈与白鲸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隐喻着人与自然的争斗，也是一场善恶大决斗。亚哈愚蠢而傲慢，冷酷无情，性格残忍，成了一个恶魔，代表恶的力量；而白鲸身姿优美，体健力壮，遨游在自由的海洋中，象征着善。最终善战胜了恶[11]。亚哈追击白鲸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影射人类利用自然超出了理性的尺度，是对自然的非理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往往是以牺牲自身的利益为代价，犹如"裴廓德号"捕鲸船的沉没。亚哈成为疯狂的人类征服自然而失败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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