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人的存在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人的语言对道的把握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物化"消解自身的同时实现人的自由，在物我两忘的转化中建立人与"道"的联系。而随着"物化"过程的深入，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要求我们从"物化"最终走向"人化"，因为"物化"的主体毕竟是人，所以这也是"物化"的最终目的与内在要求--通过对象化的过程扬弃人的工具性、功利性、道德性等限制从而实现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由。这样，人的价值与"道"的联系也就凸显出来了。

　　而紧接着"人化"，随之而来的是人外之人的发现以及人的"异化"。人与人的共生、共在、共亡以及公量、公用、公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庄子也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洞察到了人与社会由于共在而产生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个体的存在总是无法完全摆脱一定的生存境域或社会背景。那么，人与人的共存如何可能并继续进行？如何在人我之间保持人格的独立？如何在保持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获得一种理想的处世方式？我们在对人的存在之"道"的开拓过程中显然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现代社会越来越讲究实用价值，即物质世界中可观、可感、可传的价值。而庄子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事物的实用价值之上，而是在与物一起自由游弋的同时为其找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人与社会共存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有积极奔走者，如孔孟之众，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克制自我是为与世沉沦，"不为"是为"有为"；也有独善避世者，认为乱世能不能自我保全关键在于自己或仕或隐的主观选择，从而为自己的隐退行为强赋意义。但这并不能解决在人我之间保持人格独立的问题，个人不想介入社会，社会却往往要来干预个人。所以传统隐者与庄子同时无用于世，二者的自保方式与态度却有本质不同。

　　一、隐士之用

　　传统隐者虽可以傲视王侯，摒弃社会责任，但他们往往对个人生活、健康与自我人格形象一本正经，他们放弃与外界的联系，却难以接受道德形象与经世之才的埋没。他们往往由对社会现实的失望转向人生形象的最后希望，以说服自己不仅可以活着，而且是为了有意义地活着。庄子对这种"变异"的特殊生存方式提出了批评：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时运不济。这时，本属于上层阶级中的人士因面对严酷的政治军事斗争而选择归隐，并非无故"伏其身"、"闭其言"、"藏其知"，所以大多隐士们往往是受到"大谬"之"时命"的影响而等而下之、退而远之的"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虽然在生活态度上表现为"刻意尚行，离世异俗"，疏离于政治权利中心；在思想上却"高论怨诽"，标榜高蹈傲岸的独立人格且毫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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