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政府传播中的政治修辞变化及其偏失(2)
以政务微博为例,截至2012年9月30日,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和官员微博已达50947家,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微博有331个(含省部级以上官员微博30个),全面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相比之下,2010年10月全国政务微博总数仅为552个。政务微博的机构“标配”化、发展集群化已成明显趋势。[11]微博成为各级政府宣传甚至危机应对的重要平台,这表明了政务机关的服务意识正在改变,希冀通过微博来展示亲民作风和服务姿态。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许多政务微博流于形式,成为“网络留言板”“自我展示台”。“自动回复”使政务微博被蒙上了机会主义应对的嫌疑,也丧失了公众的信任,类似情形并不鲜见。
一般而言,遭遇重大危机、群体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网络内外能够强力汇聚舆论,政府上下也能高度重视,迅速纠偏。重大事件的推动的确可以是强心剂,不过,浸润日常工作的思维习惯,才是肌体活力能否得以维系的根本。观察现实案例,目前我们在政治修辞上大致有如下三种明显偏失:
(一)有修辞意识,无网络意识
时至今日,政务部门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其威力有多大,但是,知道互联网的存在和真正建立互联网意识是两码事,二者并不是等同的。政府在开展政务活动时,由忽视网络、忽视网民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表明,在树立网络意识上,我们尚有许多盲区。
首先,把网络应用当作政府“与时俱进”的形象点缀,视同单向传播的宣传载体。前者有空壳政府微博,后者有“会理三杰”悬浮照为代表。四川会理县政府网页上登出三位县领导视察工作照,负责宣传的同志考虑到“光线不好,想处理得漂亮些”,于是,通过简单的PS技术,三位县领导被“悬浮”在光线好的公路上。②结果被网民发现后,“悬浮一代”、悬浮侏罗纪版、悬浮世界各地版等纷纷出台,在群体狂欢中,会理县政府被质疑为“作秀”,政府诚信受损。习惯于单向宣传模式,很多政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甚至是大众传媒,潜意识中把所有媒体都当作了单向宣传的媒介和主体。
其次,意识到网络的海量信息和海量网民,却忽视了互联网更重要的传播特质:低成本、去中心化、快速散播、汇聚群体智慧等,随着互联网的深化和扩展,这些特质决定了实际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一项对“7·23”事故危机修辞的运用研究发现:铁道部忽略了官方微博的作用,在第一时间未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没有调动科学力量补充解释,失去利用专业智慧的无限信息空间。[6]相比之下,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危机,无论是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如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还是美国各大媒体,都纷纷汇聚专业人才智慧,为用户提供了大量解读性动画视频服务,从浮油如何逐步推移到钻机如何工作,理性评估石油泄漏及爆炸危机。这些视频被嵌入博客、网站,被公众纷纷转发引用,为“消解无知导致的社会恐慌”提供了服务。[12]
(二)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空间意识
出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互联网相对宽松的自由使中国的网络空间成为新闻的空间,也是民意涌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至少活跃着130万个论坛、50万个独立域名论坛网站、2.95亿个博客空间、近2.5亿微博用户,“发展互联网成为中国的民族意志和国家战略”[13]。当然,网络也是“充斥各种各样矛盾的不协调影像”的公共空间,[14]是各种势力匿名角逐的现实政治的博弈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发育、成熟,网络空间具有了新的特质:它不再是傲然独立的虚拟世界,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边界正在消失,它们相互重叠、交织、互动,随时发生转换,现实活动会被即时传递到网络,而网络活动又汇聚起巨大能量,反作用于现实。
本文在此强调网络空间意识,旨在说明网络与现实共构我们的生活,也共构了修辞情境。所有人都无法逃避与它的关联,即使你不触“网”,你也可能被“网”罗其中。现实空间的任何微活动(不特殊的日常行为)、微细节(不经意的习惯动作)、微表情(下意识的瞬间表情),都可能在当事人尚未察觉的情形下,被无所不在的摄像镜头“瞄准”,被发送到网络上,见微知著,终致哗然。
被网友戏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原安监局局长,因为一个场合不对的微笑,被网民接力般地搜索出腐败证据,终致国家纪检部门查处。这位安监局原局长其实很有网络“修辞”意识,他在第一时间与网民微博互动,解释名表来源,其主动的沟通姿态赢得了部分网民的谅解,然而,当海量存储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相互交织时,生活中曾经被捕捉、被记录的真实细节成为网络中永存的证据。据媒体报道,通过比对各种公开工作照,网友发现这位局长先后佩戴多块名表,远远超出其应有工资水准。由此可见,网络将活动空间的公共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
网络空间显示了对现实行为超强的检索、汇聚、整合和解读能力,它与现实的融通也在倒逼社会行为的警醒自律,一根天价烟、一块豪华表,从日常生活移入网络,从网络撕开现实掩盖的真相。在此,并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要应对新媒体而有意“修辞”,相反,有清醒的网络空间意识,恰恰提醒人们网络的社会监督意义,从而促进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律。没有真实的自律,任何“修辞”都是徒然。
(三)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符号意识
美国学者将网络政治说服的常用策略分为四种,即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其中,象征政治策略是指网络活动者善于利用某些象征性事件或会议,对特定事实细节加以渲染,以引起公众对问题的关注。[15]当网络事件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时,网络群议能够快速激发共鸣,凝聚象征、扩散象征。[16]
无所不在的影像记录以及网络视频文本化,更是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展了网络事件的象征性、符号化。影像是有力的象征符号,当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情绪、思潮相呼应,便可产生极强的“带入”作用。
如今,活跃便捷的手机“随手拍”把政府所有活动变成了图像、变成了符号,直接冲击着网民,同时,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也因网民的众议而被放大凸显,被赋予隐喻色彩。例如,两会身着红衣的女性工作人员冒雨用伞筑起一道“伞廊”为代表遮雨、红领巾为基层讲话官员打伞、县委书记视察工作被打伞……这些打伞照出自官方报道,本意或许是表彰服务意识,但是,在网民的热转中,图像释放的却是“权力的傲慢”。此时,宣传照不再被视为一则报道,而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意义已经溢出符号的原初内容,指向政府权力。有网民评论:“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其‘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权力下的摆谱。”[17]还有更多类似的符号,比如,领导居中的会议照、众人簇拥领导基层视察照……这些已然成为新闻报道所配发的标准图片,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网站,几乎所有公务活动中都能看到类似身影。尽管每一幅图像都是具体工作、具体个人、具体情景、具体事务的写照,但是当它们以空洞无物的方式出现时,在社会转型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对权力优越感下意识的强调,不仅仅与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亲民作风背道而驰,更危险的是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实,当这些图片在网络上被截取、被引用、被转发,甚至被网民将它们与国外领导人亲力亲为、形象普通如百姓一样的工作场景照并置在一起时,网民不用发言,批评的态度已在其中。
李普曼强调符号象征意义在建构社会共识中的作用,他指出:“这一象征本身不具有任何特定之物,但它几乎可以同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情感的共同纽带……谁抓住了这些能够将目前的公共情感包容起来的象征,谁就控制了设定公共政策的大多数机会。”鲍德里亚也认为,大众消费符号的实质之一是寻求社会认同,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参与的结构,无疑为催生集体认同提供了最佳平台,同时,数字技术也赋予符号消费以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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