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西方与东方对比描述，西方总是想象为现代、先进、文明的城市化地域。时移势易，几十年后，东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烈焰滔天，惊动世界。正因为这种东西方逆转的表象，当西方仿佛变为田园农耕的世外生活象征，化为叫人喘不过气的现代制度以外的休息养生之地，更令敏感的诗人不断反思与诘问。城乡对比、东西对立，即使交错了位置，也不见得就是真实。其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村生活模式运作，对一个来自东方的香港诗人而言，也不等于真实、亲切和熟悉。故此，诗人并不认同自己是避世的嬉皮士，离世独立的山野乡郊不是他追寻的理想国，他只是个路过又稍作停留的旅客而已。

　　旅人的本质是寻觅与过渡，不是依恋和拥有，只要"高兴旅途中作客有个憩息的角落"（《山谷里的房子》，第32页），便似乎满足了。不过旅程困顿，经验老到的旅人也被难倒，梁秉钧已描述过不少："我是触礁的旅客冲抵奇异岛上"（《山雨》，第15页）；"有点慢，有点老派/沉重的装甲赶不上世界的舞步"（《雅芝竹》，第26页）；"如今路上的蹇踅令我滞留"（《马赛的鱼汤》，第30页）；"经过这么多歧路，仿佛路标都是陷阱/不见得所有的路都走得通，水都相接"（《威尼斯》，第64页）；"但背囊太重了，各地的天使/早有归宿，他继续孤独的旅程"（《卧底枪手逃离旺角》，第90页）；"回旋不知该怎样走下去/前进不了/卷回的身体摩擦土地摸索土石间的隙缝/重重挣扎中/寻找出路"（《山东：百脉泉》，第107-108贞）。

　　于是总在途中的诗人，有时也"不禁自问这样惶惶牺牺为的是甚么？"（《孔子在杜塞尔多夫》，第66页）。答案也许可以很多，诗人也不断给了我们提示："我只不过熟悉人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唤起人们去想象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在杜塞尔多夫》，第66页）；"知道人情曲折，势利或善美/他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好好去爱"（《雅芝竹》，第26页）；"在不可逆转的生命过程里/也总有柔美的事物"（《马蒂斯旺斯教堂》，第33页）；"在众人的喧哗中默默记录/转眼就会晒干的雨的痕迹"（《罗马机场的诗人》，第61页）；"有各种不同感受的层次/我们在其中旅行"（《樱桃萝卜》，第79页）；"渗进广大而空漠的未知/自己消失了？/改变了/变成另外的形态？"（《山东：百脉泉》，第108页）；"外面是不同的香料/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缤纷还是残暴--/……/你带着好奇抑或不以为然的想法/晨昏变幻，改变你茫然的目光"（《出关》，第114页）。

　　答案也许可以只有一个："为了令我们欣赏更大的自由"（《清理厨房》，第69页），或为了经历"自由的喜悦"（《在光州吃荣光黄鱼》，第93页）。诗人所指的"自由"，不单纯是政治意义上相对于囚禁、剥夺任意行动的权利、压制人的自由意志等的东西。它不是政治斗争中高举的鲜明理想，相反，可能是不显眼的、不容易被量度的。日常生活制度对人们心态与价值的逐渐收窄、萎缩与桎梏，令人无法再欣赏及享受"自由"，尽管现代化的生活总是向我们承诺，会为我们带来更大更多的自由。然而，在现代的制度"保护下"，我们对"偌大的自由"其实满是不安和害怕。《座头鲸来到香港》（第86-87页）对此说得再清楚不过：

　　他们并不知道

　　你的先人来过这儿

　　（他们老在问：这儿可也曾出现过向往海洋的视野？）

　　他们也不知道你来追寻先人的足迹

　　你能寻到甚么呢

　　这儿是个善忘的城市

　　他们都不大看得起自己

　　老觉得该没有甚么大事会在这儿发生

　　只是偷偷庆幸捡到便宜

　　顺便出海偷瞄几眼

　　明天在饭桌上炫耀两句

　　这就够了

　　日常生活不要超过保守的尺码

　　吃饭不要用太大的碗

　　若要游泳

　　儿童池就够了

　　需要甚么请先填表

　　有甚么计划请排队轮候

　　有电话进来先耍你两手

　　你这样闯进来是太不守规矩了

　　不过也没有人出头批评

　　他们都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

　　能否分到一杯羹

　　折扣优惠买一头吹气的小胶鲸鱼

　　分期付款买一角海景

　　在世界大事的旁边

　　拍一个照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

　　你是为这个地方而来

　　你是为他们而来

　　你是为他们带来了海洋的警告

　　"海洋"宏大的自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制度下的人不再向往，亦没法承受的。它是"警告"，以庞大的鲸鱼躯体，因为它是变量与未知，是不能被驾驭的偶然偶遇。或许，这首诗会主要被解读为诗人对香港这个喜欢自贬、小心眼、缺乏历史视野的小地方的一起批判。可是诗中描述的诸种现代生活的琐碎情境与细微细眼的心态，香港社会固然是一个典型，也包含了普遍意义。现代生活制度里磨人的众多细节规章，早令人失去及忘记了"曾出现过向往海洋的视野"。日常生活的理性化规则，无疑把人包裹在安全又可计算的领域内，但也差不多完全摧毁了人对不可预知事情的好奇与欲望。对梁秉钧而言，他的诗作篇幅虽然并不宏大，但却如一尾座头鲸般，企图对现代生活制度的牢笼制造大的、可改变的冲激；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批判性意识。

　　《普罗旺斯的汉诗》里的叙事抒情主体，是个没有停歇或停驻的旅人。他不能也不想停下来，因为任何太久的停顿，都有可能消磨了寻求自由的心灵，令生活变为新的规范性秩序。乡村生活柔美，对这个旅人来说，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安稳逸乐的乌托邦，他可以从此安顿下来，过着平稳快乐的生活。即便是"经过繁华想回到素朴"（《威尼斯》，第65页），也不是简化如只从一极到另一极。如果只是这样，乡郊野外也不过是另一个现代制度的囚笼，因为它同样是要隔绝与控制一切未可知的东西。乡村对旅人的吸引，是它呈现着种种偶发性的可能，"村子里这么多纵横交错的路/结果都是通往山上的修道院吗？''旅人追求的正是村子里这么多的路都未必通往同一个方向。即使是目的地"修道院"，在旅人眼中，也不等同是稳定不变的同质体。反而是差异、变数的反射物："修道院在这里多年了/见证了不同的人生/许多不同的路在这里相交""修道院有森严的大门/却可以拉动楔子打开/花园里有各种盛放的花朵/我们踏进角落一面镜子/发现一个新奇的空间"（《围坐》第8页）。在诗中，"修道院"是来自八方的旅人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众人"在世界不同的路上再相逢"又再告别的交叉路。它指向自由，因为它包含种种不可知，也因为它"越过人类的国界"（《围坐》，第7页）。

　　"国界"其实是现代制度的又一种囚牢。由现代引申的国家领土主权观念，看去是为民族建立了统一的认同体，但却大大简单化了复杂的历史身份问题。"国界"的观念，固然与香港社会历史本身的身份认同复杂性产生一定的矛盾，亦显然与诗人要追求的自由大相径庭。有评论者爱谈诗的"国籍"，如果只狭隘地理解为身份定义的界线，反成了一种窒碍。《樱桃萝卜》对"世界公民"的可能性提出诘问，甚至反问"我们是混酱公民吗？"诗人最终还是认同"根"的重要："不敢以为已经跨越/不过是在这里的时候想起那里罢了/萝卜总有成长的故乡/……/一个东西南北人/经历了疾病、流徙、失意/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一枚樱桃呢？/怎也不敢忘记萝卜的一半"。然而"根"却不是"国界""国籍"这些概念能够笼罩垄断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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