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很多地区的民俗中，盐不仅被视作普通的食品和商品，也被认为是圣洁的象征，具有驱邪、祛病、减灾的作用，但这些意义最初是模糊的。16世纪至17世纪，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宗教改革，分散的盐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宗教体系，在宗教语境下被规范起来，并集中体现在巫术文化中。该文试图梳理这一过程，并集中呈现西欧近代早期巫术中盐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盐；巫术；西欧；近代早期；宗教改革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64（2013）03-0029-10

　　引言

　　从远古时代开始，神秘的信仰、崇拜、仪式就时刻围绕在人类身边。那些如今看来秩序井然的自然现象，在人类先祖眼中却是神灵的显像。人类社会历经了原始的野蛮，又穿越过漫长的中世纪。16-17世纪，已到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来说，都可谓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同时，巫术案件盛极一时。

　　近代早期的西欧正处于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转型期，生活在科学与魔法尚未分清界限的时代里的民众，不会将巫术看成一种单纯的想象，而是视作生存的有效法则。辛苦耕种庄稼却收获甚微，尽心喂养的牲畜莫名死去，突发的病痛……“他对他遇到的灾害、受到的损失、经历的痛苦，不是看成敌人施行魔法，就看成精灵泄恨、生气或作祟。它们老是在他面前纠缠，使他困倦，它们不分日夜地搅扰他，使他愤怒，他真是说不出来地渴望摆脱它们，有时逼得他没有办法，忍无可忍，凶狠地转过脸来，反对他的迫害者，极力把它们这一整批都从他的土地上赶走”。就在当时民众赶走这些困扰他们的恶魔的各种仪式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频繁出现，盐。

　　无论中外，盐在历史中可谓地位特殊。它上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联系国家的经济命脉，下可以完全渗透进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同时还与工业技术发展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关于盐业史的研究，无论专著还是论文，大部分都集中于科技史与经济史两大领域，在文化史方面成果有限，空白不少。且研究论文绝大多数刊于《盐业史研究》，部分专论散见于其他学术刊物。尤其关于中国以外的世界盐业史研究比较滞后，对国外专论成果的引进极为有限，更缺乏系统性。这可能是由于盐业史相关资料分布零散、外国资料的获取难度大和该领域翻译人员的大量缺失等所致。以法国为例，让·克劳德·奥凯（J·C·HOCQUET）及其就任主席的“盐业史国际委员会”（CIHS）关于盐的研究成果颇丰。他自己的代表作，“可以举出《食盐与威尼斯的发迹》上、下卷，其下卷书名，又称《帆船和地中海贸易（1200-1650）》；《盐与王权——从中世纪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盐政》；《地球上的盐》等。他与别人合作的盐史论著，如《盐与资本主义》、《法制与贸易史中的盐》，以及包括《国外、商人与盐》、《13-18世纪欧洲盐税》、《阿尔斯和塞南斯王朝盐矿》诸专题在内的《国家科研中心圆桌会议论文集》等”。但这些论著在国内均无中译本，只有古钟在20世纪90年代对其有两篇简介固。

　　在很多地区的文化中，盐被认为是圣洁的象征，具有驱邪、祛病、减灾的作用。在朝鲜的阴历五月，少女们要用凤仙花加上盐和白矾，捣碎后将指甲染红，借此驱邪；泰国的产妇分娩三天之后，要请巫医为她祛火毒，其方法是巫医口念符咒，将白米和盐粒入口嚼碎，喷于产妇背部；在埃及，人们非常相信毒眼之说，即有些人的眼睛具有恶毒的特异功能，被这种眼看过的人或牲畜，要么重病、要么受伤、要么死去。解毒的方法是在头巾上缝个小袋，内装盐末，挂在孩子的脖子上或牲畜的角上。婴儿出生后，产婆等人便把盐或盐与黑色谷粒的混合物撒在各间房屋，使孩子和母亲免遭毒眼之害。

　　这些地方习俗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断，从人类知晓如何运用盐开始，盐就伴生着一些超出食品及商品的象征意义，尽管这些意义在早期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直到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通过宗教改革，盐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宗教体系，在宗教语境下被规范起来，并集中体现在巫术文化中。本文试图梳理这一过程，并集中呈现西欧近代早期巫术中盐的象征意义。

　　一、世俗的盐

　　（一）饮食习惯中的盐

　　盐渗透进社会生活，最初是作为重要且必需的食品。人类最早食用盐的时间已不可考，但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与牲畜就有舔食岩盐的习惯。可以确定的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其生活就与盐息息相关。对盐的需求不断推动着盐业技术的发展。在上古时代，除直接食用外，人类发现盐还可用于保存食物。最初该技术被大量运用于肉类食品制作。到近代早期，盐腌蔬菜逐渐流行。

　　早在西罗马帝国时期，盐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此时人们对盐保存食物的作用也有明确认识。“在罗马，除了直接食用外，盐也被用来保存肉类以及作为腌鱼（salsamenta）和诸如garum，liquamen，allec和muria等鱼酱的原料。”“盐是罗马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拉丁文sal同时是薪水（salary）及士兵（soldier）的字根，两者均是以盐作为支付。MarkKurlansky指出制盐场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建筑物之一，目前已有超过六十个以上的制盐场被辨认出来……盐以及像腌肉及鱼等盐制品变成罗马帝国内最重要的商品。”

　　到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可供农民食用的肉明显增多，但腌肉仍扮演着主要角色。“约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以后，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新鲜的肉类，但通常仍是盐腌的鱼、咸肉，新鲜或盐腌的猪肉，少量的牛、羊肉。”到十八世纪，使用食盐腌制技术的已经不限于肉类，而开始应用于蔬菜等更广泛的食物种类。布罗代尔就指出，“盐还有许多人们一下子想不起来的用途：例如腌制普罗旺斯的鲻鱼子，还有十八世纪流行的家庭腌菜技术：芦笋、鲜豌豆、蘑菇、伞菌、羊肚菌、朝鲜蓟心……”

　　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LeRoyLaduire）通过研究18世纪一位名叫雷蒂夫·德·布雷顿（ReetildelaBretonne）的作品《我父亲的一生》（LavieMonPere），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展现了18世纪勃艮第（Bourgogne）乡村的状况。该书描述了作者的父亲埃德蒙·雷蒂夫一家在萨西村的生活。拉杜里称，虽然埃德蒙“和村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他尽管富有，却仍然是个真正的农民，而不是个双手细软并拄着文明棍在自己的地产上走来走去的地主”。在谈到埃德蒙家的饮食情况时，拉杜里提到：

　　“清晨五点钟是早饭时间，一家之主同他的儿子和帮工们在动身去耕地之前，坐在‘一锅烧好了的里面有咸肉、白菜和豌豆的汤面前，接着再吃一片咸肉和一盘白菜加豌豆’（正如尼古拉所描写的，咸肉，或火腿，还有白菜，也是乡村牧师通常消费的食物，每天只用一口锅和一个盘子，并让邻舍的妇女来洗涮。这确实是一种节俭的伙食）。耕地的人们拂晓时吃的这一餐，只要是在斋戒日，或在没有成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用洋葱和黄油做的汤，接着吃煎蛋卷，煮老的鸡蛋，或者一盘蔬菜，或者一块相当婷的白干酪’。”

　　虽然埃德蒙家在萨西村相对富有，但食用咸肉并不是区分贫富阶级的标准，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小农户和富裕农民的饮食中都有咸猪肉或火腿，他们的饮食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则表现在面包的颜色上：地位低下的人吃黑面包，而在埃德蒙家里，全家人，包括仆人，都吃白面包。”

　　更直观的量化证据来自于尼古拉在《农夫的妻子》中描写的其父对布雷顿全家人每年肉类消费的估计。“他的父亲估计，住在布雷顿的全家人每年的肉类消费是4头猪，每头猪提供120磅（60公斤）肉（骨头不计算在内）；加上葡萄收获季节时吃的10只成羊，每只羊产肉20-25公斤；每周还有5磅牛肉。全加在一起，每年的肉类消费最多为600公斤……全家的常住成员（家人和仆人）每年的人均份额大约为27公斤，这只有1789年巴黎的相应数字的一半。”拉杜里在这里特别强调，“人们还应当记住，肉类的份额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咸肉”。

　　食盐防腐技术给予民众直观的“盐即不腐坏”的印象，这或许为宗教加之于盐的神圣象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观念基础。近代早期以前，虽然存在着用盐驱邪的现象，但这一时期民众对盐的认知主要在饮食方面。

　　（二）修道院经济中的盐

　　在盐的商品意义中，修道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盐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中世纪起，西欧的社会生活就与教会息息相关。对于食盐这一物品，首先在生产环节上，修道院掌握着关键资源。“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制盐业的发展举世瞩目，‘制盐业大部分控制在修士手中’，‘在庄园制度的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盐井不被某一寺院全部或部分地占有了的’。在中世纪，盐矿极少开采，主要利用海水和地下咸水晒盐。德意志巴伐利亚的赖哼哈尔盐场，洛林的马萨尔盐场在罗马时代即已赢利可观，蛮族入侵时代依旧如此，这两座经济效益甚佳的盐场后来都在修道院的控制之下。12世纪德国北部至少有12座西多会修道院享有晒盐的权利。在吕讷堡地区，修道院有两大盐场：韦奇帕尼盐场和贡帕尼盐场。不列颠的西多会修道院在海湾和海边沼泽地里广建盐场，以库罗斯、梅尔罗斯、新巴特尔为代表的修道院因盐业制造而闻名不列颠。”

　　不仅如此，由于教堂是城乡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公共活动场所，因此在食盐的交易环节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中世纪的集市和市场最早是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开办的，这是因为每到礼拜日或宗教节日，人们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而且教堂前严禁武力争斗和抢劫等行为，可以保证较为安全地进行交易活动。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西欧各地许多教堂前的广场每到周六都有集市。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从事贸易活动与世俗商人相比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它们以宗教为招牌享有陆路和水路通行税的豁免权，可以贩运不同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使市场的物品更丰富。君王们都把建立市场和集市的特权首先赋予教会和修道院。在德意志直到12世纪末，有十分之九的市场权都在教会和修道院的掌握中”，“在修道院的墙院内，有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需要的各种手工作坊，有铁匠、木工、织工、鞋匠等各行工匠，有磨房、谷仓、酿酒坊、羊圈和马厩。此外，修道院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食盐、葡萄酒的买卖，掌握着市场的开办权”，“普鲁谟修道院就开办了12世纪较大的专营葡萄酒和食盐的集市”。

　　由此，修道院就从生产和销售两方面掌控了盐业经济。有理由推断，即使隐修运动在14世纪以后逐渐转向并走向衰落，但在中世纪向近代早期过渡的阶段，这样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盐与宗教机构紧密联系。这为其后盐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宗教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二、巫术的盐

　　西欧近代早期的巫术是一种混合概念，巫术案件中盐的使用或禁忌也体现了这点，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巫术的含义是混合的。它不是宗教，也不是理性的科学，但它与基督教信仰教义和自然科学相互竞争。应该说，它是一种实现人与自然交往的生活方式，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对自然的驾驭，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避免灾祸，保障生存。

　　民间的许多谚语和生活格言都体现这种观念，用来预防人畜的疾病，防范灾害。比如“才生产六周的产妇走过的耕地和园地，在几年之内会颗粒无收，而且地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腐烂”，还要小心“随身带着面包和盐的人肯定会魔法”。近代早期西欧农民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得这种企图以巫术掌控自然强权来为生存服务的观念和实践在农村中尤为明显，以至于在启蒙运动之后的20世纪都还能发现其存在的证据。

　　1977年，法弗拉一萨边（JeanneFawat-Saada）在《字句、死亡、法术》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发生在诺曼底林区的巫术案件：巴班（Babin）家的约瑟芬（Josephine）发现其邻居是巫师，他总是跟尚搭话，却得不到回答。为了报复尚，这位邻居几次三番地进行攻击，但手法有所变化。在1969年5月那一天，尚告诉约瑟芬他准备把家里刚出生的小牛卖掉。巫师听到这件事，跑来和他们商量，但交易却没做成。两三天后地上长出了“柏莱”，小牛的妈就挤不出奶水来了。约瑟芬认为肯定是巫师见买不成小牛，就“夜游”溜到巴班家的牧草场附近，作法生出“柏莱”，这是会把乳牛的“乳”吸干的手法。为了阻止动物的精华转移给植物，首先必须用汽油或酒精烧掉“柏莱”，“柏莱”消失后，还必须在它消失的地方撒上祝圣过的水和盐。巴班家之外，有些人在采取这些保护措施时，还要加上对付巫师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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