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珠是清代江南一位佛学修养与文学修养兼具的女诗人。她独特的文学艺术功力与深谙禅理的个人特色，成为清代江南闺秀诗人中的一个佼佼者。江珠佛学修养极高，其文学与佛学修养一方面来源于家族的熏陶与培养，以及自己体弱多病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来源于其师任兆麟的影响和对唐代大文人王维的推崇与学习。江珠《小维摩诗稿》诗作中蕴含丰富的禅思雅趣。

　　关键词：江珠诗作雅趣禅意

　　读尽儒书千万卷，更从佛座授经来。

　　江珠（1764—1804），字碧岑，号小维摩，江苏甘泉（今扬州人），侨居吴县（今苏州）。江潘妹，诸生吾学海之妻，受业于萧客之门，通经史，与张滋兰，张芬，陆瑛，李薇，席慧文，朱宗淑，江珠，沈襄，尤赡仙，沈持玉等结社联吟，有吴中十子之目，著《青黎阁诗稿》，任兆麟刻入《吴中女士诗钞》，并著有《小维摩诗稿》一卷。

　　江珠生于江南文化家族。兄弟江潘是当时苏州著名考据学派的中间人物。江珠从小就学习经史，专于学问，自幼与兄长一同受业于余萧客门下，学习经史子学，并因文才与其兄并称“二江”。江珠的诗学才华在清溪吟社中也是佼佼者，素有“吴中十子之目”之说。秣陵香叶侯如芝题《小维摩诗稿》序中有云：“始知吴中有江碧岑，时称女博士。”清溪女史张滋兰《寄怀江碧岑沈蕙孙两妹》云：“羡煞苏台两博士，碧桃花下共吟诗。”足可见江珠的文学修养很高。

　　江珠十八岁嫁于同塾同学吾学海为妻。虽然婆家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丈夫也经常远游，但是江珠的婚姻生活算是美满的，在《小维摩诗稿》之后序中可以推断其丈夫对江珠既怜又赏：“事姑舅以孝闻，处妯娌无间言，待藏获以恕道，遇事通达，能见其人。凡米盐井臼琐屑之务，载之井井有条理，暇则授予弟子潘用之及儿女一辈书，手批口讲，寒无间……”此外，他还在江珠死后亲自雠校江珠的诗作，并付诸梓人，使江珠的诗稿流传于世。虽然婚姻生活相对美满，但江珠本人却一直饱受着病痛的折磨，最后江珠“复性耽经史，长夜半犹手一卷，以是得寒嗽疾，久成劳疾在嘉庆甲子八月十七日病逝了”。正是这种体弱多病的人生经历使得江珠希望通过佛学寻求解脱肉体的痛苦。江珠长期以来受到疾病缠身，为了消解身体的痛苦，她参禅悟道，了悟生死。江珠本人对禅学的理解与体验，使其诗中渗透着禅思雅趣，也正是江珠本人体弱多病的人生经历使其对那种无欲无求，守神养性，弃思绝虑，堕肢体，弃形骸的禅学至高境界有更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因此，她的诗作比当时江南闺秀诗人的诗作更具禅学境界与精神高度。

　　江珠文学修养与佛学修养兼具很大的原因还源于其师任兆麟的影响。任兆麟出生于一个有着崇隐慕道传统的著述世家，祖上颇多清介自守的高人逸士，他天性心仪天真放旷之清流，并时以世守清洁家声自砥砺，其业师为屡劝袁枚出世学禅的知归子。正是任兆麟自身对禅学的追求，使其业下女弟子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任兆麟《题青黎阁诗稿二截句·其二》自注中所言与江珠相与参禅事：“碧岑通禅理，尝偕余参无我相一句，萧斋唔对，便觉超然忘世，是究心于体味禅境。”可见江珠参禅深深受到其师任兆麟的影响。同时，任兆麟文学功力非常深厚。当时清代江南有两大女性创作群体，一是以任兆麟为师的清溪吟社，二是以袁枚为师的随园女弟子。这两大群体可谓当时的文学双璧。此外，江珠本人对佛学的热爱还在于她对唐代文人王维的推崇与学习。江珠字碧岑，号小维摩，维摩是深谙佛学的祖师，唐代诗人王维，也自号维摩，他善于把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融入到世界观与人生观中，并在诗中以内心体验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江珠也是一位信奉佛道的女诗人，她自号小维摩，既显示了自己对王维的推崇与学习，又暗示了自己意欲成为一位文学与佛学修养兼具的诗人。

　　在众多清代江南闺秀诗人中，江珠确实做到了文学修养与佛学修养兼具。《小维摩诗稿》共收入江珠诗84首，蕴含禅思雅趣的就有47首诗，并且当中有18首诗歌就直接涉及佛学禅语，足以说明江珠本人对佛学的信仰与推崇。其师心斋居士任兆麟在《题青黎阁诗稿二截句》中写道“碧岑通禅理，尝偕余参无我相一句，萧斋唔对，便觉超然忘世，不图复得此境于吾尺木师入山后也”；江夏女史张因净因在《题碧岑居士龙女抱经图照印赠中》写到：“已归净土接莲胎，更向尘寰见异才。读尽儒书千万卷，更从佛座授经来。”园圃女史钟若玉在《自题画梅赠碧岑》中云：“吟情漫道得禅机，聊借幽窗纵笔挥。”这些旁人评价的诗句充分证明江珠的文学与佛学修养很高，通禅理，知禅味，懂禅机，且以禅入诗，诗蕴文才，诗露禅机。

　　吟情漫道得禅机，聊借幽窗纵笔挥。

　　清代江南闺秀诗人江珠具有很高的佛学修养，她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并把自己在学禅、坐禅过程中参得的感悟融入诗作中，因此在《小维摩诗稿》中很多诗歌都蕴含很浓的禅味禅思。这种禅思不仅体现在江珠诗歌创作过程中注重禅悟，而且在诗歌内容上蕴含一种清新淡泊之禅趣。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一直就追求一种生活中的雅趣情趣，许多诗人面对现实与黑暗，选择淡泊与归隐，著名隐者诗人陶渊明的很多诗句都体现出他淡泊潇洒的人生态度，淡泊与归隐成了他们对高雅生活情趣的一种追求。江珠作为清代江南闺秀诗人，自然而然具有闺秀雅趣，而江珠本人就谙熟禅理，她在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闺秀雅趣与修行者的禅趣合二为一。因此，在江珠诗作中蕴含一种清新淡泊的禅趣，这是在一般雅趣的基础上，领会人生深刻哲理后的一种情趣。如《述病况简呈郑堂并索近作》中“心台喜结佛灯缘”这一句就表现出了江珠对佛学的热爱与推崇。虽然江珠被疾病缠身，但是她认为“直从无著求奇药，不向庸医泥局方”，庸医药方对于她无济于事，只有在学禅坐禅中她才能感受到生活之乐趣与禅趣。

　　此外，江珠诗作中对禅趣的追求还体现在她对意象的选择上。在江珠《小维摩诗稿》中，我们可以看见江珠最常用的意象就是“菊”、“梅”、“鹤”、“莲”，这四种意象都是隐者和高洁人士的象征，与一些佛学经典形象、佛经故事也密切相关，因而成为许多方外诗人笔下常见的意象。江珠大量选用了这四种意象，诗具有一种清新淡泊的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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