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教育不同以往，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对立与并存，私塾与学堂的针锋相对与相互融合，儒家知识分子与留洋热血青年的争鸣与借鉴，这些无不影响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从城乡差别、新式精英和人才循环模式等几方面入手研究这一时期的农村教育，以期得出对现在社会农村教育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辛亥革命；农村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1-0031-04

　　中国的教育到了清末，由于社会发展需要已经向多元化转变，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现了一些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类学堂，中国教育蓬勃发展，但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数量较少，广大的乡村依然有大批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受教育。

　　教育具有阶级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自古以来尽管有不少圣贤智者强调教育为公、有教无类，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掌握政权手柄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凸显教育的阶级性，教育方针依然是为己牟利。然而教育并不是某个阶级的事情，教育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伟大事业。教育受政治的制约，但同时教育离不开传授知识，开启民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这个根本。

　　教育一直以来都在国家事务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地广人多，要想做好任何一件惠及全体人民的事都极不简单，教育更是如此。“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教育目的正在于此。

　　一、不可游离于乡村生活之外，避免成为城市模式的翻版

　　美国学者布莱克（C.E.Black）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转变则是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1]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2]。

　　现代性主导下的现代化实质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未涉及乡村的问题，国家和政策决策者在此理念主导下，其发展模本实为效仿西方工业文明，实际上它是西方城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派生物在中国的生根扎营。

　　事实上，在我们为清末民初现代化启动而摇旗呐喊时，当我们怀着美好愿望以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乡村时，我们往往犯了乌托邦式的错误。乡村自治是乡里组织维系基层的形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谓的乡村自治。中国因幅员辽阔，面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统治者往往有鞭长莫及的感慨；而作为村民本身而言，由于“天高皇帝远”等原因，乡村自然会形成一定形态的乡村自治系统。乡村区别于城市，其更具“人情味”，它是村民利益范围内的一个有实际防御能力的联合体。乡村自治绝不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它的优越性在现代化的今天反而更为凸显。王先明论述了《东方杂志》中有关近代乡村问题的记载，认为《东方杂志》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3]

　　农村和城市以其特有的形式组建成了国家。它们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维度，却出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设计以‘逃离乡土’为价值取向，现代教育对自然的背离直接导致了我国乡村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失序”[4]。中国和西方文化各具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本身是各具内涵和优缺点的两种事物。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文明发达的前端，只是到了近代闭关锁国，沉浸在盲目自大的窠臼里，才渐趋落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国人在经过一系列的“挨打”之后，反而力图完全摒除中国固有的文化，全盘学习西方，美其名曰“现代化”，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在体系严谨性与生机控制上不分伯仲，平分秋色。但在现代性的西方国家的强劲攻势下，中国原有的传统日渐消失，而代表中国传统的乡村人文也日益式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以现代性和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农村整体教育设计代替了原有的传统教育，并没有从传统教育的母体中分化出适合现代社会农村需要的教育，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乡村知识人与广大乡民的日益分离，形成了以“逃离乡村”为核心的价值观。当前，“现代化”正在以一种新的“传统”的面目日益扩张并不断侵蚀着中国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岌岌可危。

　　二、政府应还权于社会，培养农村新式精英

　　《东方杂志》中一篇名为《论地方自治之亟》的文章提出，“居今日而谋自治，其必以教育为第一义乎！今之有司，亦知普及教育为考绩殿最之要举，而尽力提倡之矣。特其所蕲向者，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吾民族能力之所最阙者，一则治生之术未周。故农工商业之初级，所当急为讲授，以期于野无闲民也。一则尚武之风未振。故技击战阵之浅术，所当亟使练习，以期于能御寇贼也。能是二者，则自治之要素已完。然后制丁税以充经费，开议会以明权限，举公民以黜游堕，定法制以适土宜，而自治之基础大定矣”。

　　“培养农村新式精英”确是当时四大杂志普遍反映的问题。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两种能力：传承传统的民主精神和以中国传统伦理教化民众。

　　我国古代乡村一直推行乡村直选，把乡村的管理权交给高素质乡村精英阶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乡绅自治，这种传统的民主精神由乡绅阶层代为弘扬传播。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自治制度——保甲制度被废除，代之以生产队模式的乡村组织形式，致使乡村传统的三个“基石”相互平衡和制约的机制被打破，乡村宗族势力在没有保甲制度和乡绅阶层的制约后，消极作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挥；不利于乡村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乡村村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究竟应如何发挥宗族的良性作用，本文认为必须培养有别于传统社会旧乡绅的新式农村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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