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恩严并用

　　持这一策略的主妇在御婢过程中多持恩养与强势兼容姿态与婢女相处。如戴孺人“御婢仆严而有恩”。谭元春写的《柳母序》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展现，“吾母使僮仆有法教，家严不令之嬉，不俾之逸，而又节其劳逸，时其饥饱，其恩足以劝。故吾家僮婢无玩者”。可见，持此策略的主妇主张对婢女要以强制规范进行约束，同时辅之以温情进行感化。关于“恩严并用”的具体实施，女性碑传文中也有记录。如陈氏“天未明，即呼婢仆起治事，有过则曲为掩护”。再有黄氏“御婢仆亦严而有恩，居常不假以辞色，然抚育周至恳恳焉，唯恐有不得其所。”

　　从上述分析中能够看到，无论施恩亦或用威，还是恩威并用，都是主妇御婢的策略方式，三者不是绝对泾渭分明，而是杂糅互用，至于采取哪种方式往往由主妇根据自家情况来做抉择。之所以称某主妇用恩，某主妇用威，某主妇恩威并用，当是突出某主妇的御婢策略之重点，而不是用恩即排斥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恩、威亦或恩威并用，这三种御婢策略本身没有孰好孰坏之性质区别，主妇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其最终所指是为达到安抚婢女踏实劳作之目的。

　　二、明代主妇御婢策略的实践艺术

　　笼统地看，明代女性碑传文中保留的主妇“御婢”策略主要包含软、硬及软硬兼施三个方面。这些主妇御婢的策略充满着实践艺术，它一方面有主妇对恩威分寸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有主妇个人人格魅力的运用。

　　1宽而有则

　　明代主妇对婢女的恩抚或者恩养，主要是指善待婢女，体恤婢女生活，对婢女不苛责，其具体实践原则就是要有宽容的涵养。所谓宽容，就是主妇对婢女的过失需有容忍之度量。明人韩邦奇在描写赵淑人御婢时就提及：“待婢仆以宽，虽大失误未尝恶声叱骂”。顾潜的母亲也是“虽婢仆有触忤弗顺亦恬然视之，无怒也”。

　　当然，主妇对婢女宽容并不意味着对婢女只是一味地纵容，这其中也有原则和方法。明人的说法是“御婢仆惠而有则”或“御侍婢宽而有法”。其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在慈爱之中融入教诲，使婢女更容易接受。如乡贡进士徐昌的妻子郭氏，“遇婢仆诲而慈”。另一方面，将慈爱、恩惠作为一种对婢女的奖赏，从而形成一种内部激励效应。如袁舜问的母亲白孺人，“奴婢之勤者爱之。惰者教之，终不忍以鞭朴加之”。此外，还根据婢女的不同情况区别施以宽容，尤其对父母的侍婢要格外优厚。如汪氏“御臧获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给之，曰：‘是先世陈人也。’一婢以经世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扶。性至孝，语及先父母，辄泪簌簌下”圆。尹孺人对待“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尝不接以温词，即仆婢有不善，未尝当太夫人前有谇语，曰：‘有姑在，吾不敢专也。’”

　　通常情况下，心慈则行善，主妇只有拥有一个仁慈之心，才能够宽容善待婢女。如《寓林集》中的沈孺人，“性慈好施，予亡论敦睦姻族，恩诸婢仆”。这里慈与恩并列、互容，说明主妇品行仁慈是宽婢的前提。以此为尚，明代主妇也多以仁慈抚婢为标榜。像许孺人赵氏“御婢仆尤以慈，小过不遽加挞楚”；松江府宋论之妻钱孺人。“性仁慈，抚群妾御婢尽爱。虽有过，未尝施梗楚，对之示不悦而已”；归有光的姑姑“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除此尚需注意的是，明代主妇对婢女能够保持宽容，也需要心态上的把握。即主妇的宽容与仁慈中也包含有自身处于高高在上心态下对婢女的怜悯之意。国士王文禄的母亲孺人陆氏对其儿媳御婢方法由“严酷”转变为“宽摄”的指点就颇为典型，“尝以愆尤，笞婢。孺人佯忿助妇数斥，潜则呼婢诫曰：‘新妇欲汝善，尔汝毋衔憾。’又私谕妇曰：‘蠢婢安能事事当怀。即笞毋夜施，毋谴记。盖宵昏狡者便逸，愚者易死。’由是婢改服，而妇以宽摄矣”。孺人陆氏劝诫儿媳所言“蠢婢安能事事当怀”虽然也清楚表明主妇应具备的宽容之心，但其话语本身却带有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意在身份高贵的主妇不应与出身卑微的婢女斤斤计较，更不应当与其有所争端。

　　2严而有法

　　明代持御婢以严策略的主妇也并非一味地严苛，其具体实践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方法。首先，严而有度。严不是简单的责罚，毕竟责罚的最终目的是使婢女安心劳作。所以为达此目的。主妇对婢女的严要讲究度。如胡孺人“待仆婢下人严而不伤”；乔夫人“处奴婢严而不刻”。主妇不能随意地对婢女横加责罚，如曾孺人“下抚臧获婢儿，亦不轻加呵谯”；康氏“至仆婢小过。则又勿问，曰：‘愚劣当自迁也。’”其次，严而有教。女主人对婢女虽严格要求，但更注意日常教诲的恰当运用。欧阳氏“驭侍婢随事训教，未尝稍厉声色，闺门之内肃如也”；引礼舍人方溪的妻子曹氏，“训子女严而有恩，婢仆小过，谕之使改”；蒋克敬的妻子徐孺人，“御媵婢以惠，有过温言戒谕”。再者，严而有分。即对婢女的严格要有所区分，在婢女的做事与行为上可以严格要求，但对婢女的衣食生活不能严苛。例如，缪太夫人“御奴婢一切严以约束，而又时其饥饱劳佚”。“先太夫人待婢仆颇严肃，至衣食之则甚饶。”在这种御婢策略中，主家对婢女劳作的高标准要求，是以能够充分保证婢女日常生活温饱无虞为后盾的。同时，女主人也积极安排婢女的婚嫁问题。如阮氏的“婢仆年逾二十五三十者，即为之嫁娶，使自成立。”。亢思谦的母亲毫无怨言地为媵婢置办嫁妆，“媵婢有所适者，或以不足言，即簪珥衣物无所吝”。主妇于生活细节方面的种种关心，成为御婢以严的必要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容，一种在严格御婢下的宽容。当然，与前述对婢女宽容心态相似，这种严而有分下的宽容也有主妇凌驾其上的心态存在。在这方面，王安人魏氏的话颇具代表性：“至仆婢之际，虽甚严毅而怜恤之际独厚。予向因家事怒诸婢将责矣。安人因和色默谏曰：‘彼惟愚，方为君役。彼能一如君意，且将役君矣。君安能役彼邪？’此意甚到可以语诸有位者，毋以过望责人。”

　　3身先为范

　　主妇在对婢女施恩用威的过程中，还经常通过自身的勤勉来影响、带动婢女。从碑传文所反映的内容上看，主妇经常直接参与家内劳作。当然这种劳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示范，以令婢女的劳作有章可循。如宋孺人“中馈之劳必身先之”：李开先之母王氏“凡酒浆殖醴薪蒸之事，补纫瀚濯盖藏之细，率身先诸婢，而常程其勤”；金氏“既贵，犹纺绩不休，群婢作息皆有程期。醯壶酱瓿必得其任，米盐出入无敢屑越者”。可见，主妇示范多围绕着“勤勉、节约”的宗旨来引导婢女。

　　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侍奉翁姑是件大事。尽管翁姑身边都有婢女甚至专职婢女照顾，但一些主妇还会选择亲自为翁姑缝制衣裳，特别是亲自侍奉翁姑饮食。如王氏“事姑孝，凡饮馔裳衣必躬治之，弗委诸侍婢”；胡氏“事舅姑孝敬，每饮膳必手自烹饪，不假手婢仆，而亦未尝或为他务所移”。主妇在这方面亲力亲为，不仅仅是对婢女以身作则，彰显自己的孝敬，还因为侍奉翁姑关系重大，唯恐婢女有所闪失。如夏成章的妻子邹氏就因亲身侍奉翁姑而受到人们的称赞。邹氏对“婢仆未尝闻呵叱声……姑尝得疾，汤药必躬进，或以命诸子，不使童婢，人问其故，曰：‘童婢固当报劳，然疾病非所谙，脱有失为患非轻。’闻者叹服。”“为患非轻”反映出主妇对侍奉翁姑之事的重视。

　　三、明代主妇御婢策略的儒家道德纹理

　　《明故赠孺人盛室王氏墓志铭》载：“（王氏）遇仆婢严而慈，克尽儒门妇道，足范闾里”。这里王氏对婢女的“严而慈”与“儒门妇道”紧密相联，它一方面透露出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与实践艺术遵循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儒家经典中缺少对处理主婢关系的直接说教，明代主妇的御婢实际上是通过传统的妇道、母道和孝道等儒家女性伦理规范展开的。

　　儒家伦理的妇道规范主体内容是三从、四德，其中妇德是指女性个人的品德修养，妇功则是女性最基本的持家技能。此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如勤俭持家、处理好家庭人际关系等，这些妇道规范都深深影响了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及具体实践。如儒家的人世哲学将齐家与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家和则国治。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治家格局中，齐家的关键是主妇。婢女作为家庭中的特殊成员，是主妇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明人就将御婢引申到齐家治国层面，如崔铣称：“小物克慎，可以举大矣。仆婢服义，可以使民矣”；郑碹也认为“奴婢无纵则家尊”。崔铣还提到因为他责骂婢女遭到母亲的训斥：“不肖自侍读在告，尝看花张园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数之曰：‘婢可怒，胡不待醒。昨夜即尔酗酒，尔为儒，为天子法从臣当如是否。’”《皇明书》对此事的记述更加详细。“李淑人，崔侍郎铣母……后侍郎官侍读在告，出饮归，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数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为也。尔为儒，为天子法从当如是乎？’于是侍读偕从母弟、外弟跪谢过，乃已。”崔铣的母亲将御婢与治理天下作类比，反映出主妇御婢背后的儒家治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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