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治家的儒家妇道。除了理顺家庭人际关系外，主妇还需要修德、勤俭持家、躬身垂范，这些妇道规范在主妇御婢中也得到充分显现。如王孺人“躬率女婢日劬女红，为藉水之资”：徐氏“内则躬率群婢纺绩不辍，外则分委童仆耕艺，唯时一钱尺帛率手操心记，而节缩之，以是业用不坠焉”。这些主妇亲率婢女勤于劳作，并亲自操持家务，说明她们并没有坐享其成的浮华风气，这符合儒家崇尚简朴的妇道。同时，在明代蓄婢风气尤盛，婢女往往成为装饰门面的附属奢华品情况下，这些主妇能从家庭帮手的角度出发而蓄养婢女，也属于节俭持家的行为，因而亦为时人所称赞。此外，主妇从妇德的角度施婢以恩，待婢以宽，不因婢女身份卑微而将婢女作为发泄情绪之对象，都体现了修德正己的妇道。如“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主妇对婢女的恩抚、恩养不仅是自身品德的张扬，还有儒家家庭伦理中的母道，即家长对子女抚养、关心和爱护的慈幼之举。来知德在谈到“明德亲民”时称：“如以家庭论，对父母则父母为亲，而孝之道不可离矣。对妻妾则妻妾为亲，而别之道不可离矣。对昆弟则昆弟为亲。而长之道不可离矣。对婢仆则婢仆为亲。而慈之道不可离矣。”这里就将婢仆为亲作为慈之道。强调对婢女规范时应怀有慈幼之心。在明代的一些《女诫》、《女训》中，也将施恩御婢作为母道和妇道的内容。如在《女诫》中称：“婢仆多恩，毋生茶毒……妇顺母仪，能回薄俗。”另《女训》中也谈道：“女训训女事也，而妇道母道备焉。人知重教子，而不知教女。闺门万化之原，其可忽乎？述嘉言记善行作女训。……婢仆无苛，视亦人子，体念惟周，衣食寝处，凡此数事，靡一可遗。汝或不尽，人得汝疵。”文献中关于主妇践行母道、关爱婢女之事亦多。如钟孺人“其待僮婢亦若子女：吴氏“既归，克执妇道……虽婢仆亦各以为于我有殊恩也”。

　　明代主妇的御婢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关于主妇对翁姑孝道的内容早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规范：“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衣绅……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养，而敬抑搔之。”《礼记·内则》多重视主妇侍奉翁姑生活起居的细节。明代成祖仁孝文皇后编撰了《内训》，她在《事舅姑篇》中集中阐述了事舅姑的要点，而超过之前诸书对其生活细节的关注。其中有“舅姑所爱，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乐其心。顺其志；有所行，不敢专；有所命，不敢缓。此孝事舅姑之要也。”明代主妇御婢策略与实践中有两方面与上述孝道内容契合，如前述主妇亲自承担侍奉翁姑之事，不假手婢女。另一方面是对“舅姑所爱，妇亦爱之；舅姑所敬，妇亦敬之”的遵从，表现为厚待翁姑侍婢。如顾紫垣的夫人冒孺人曾告诫子孙云：“汝母为吾家妇二十年，女僮细婢不轻笞，其有必当笞，而以白吾请笞。吾慰之，令自为笞，不欲夺其权也。汝母竟释不笞，其恭顺如此”：汪氏“御臧获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给之，曰：‘是先世陈人也。’一婢以经世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扶。性至孝，语及先父母，辄泪簌簌下”。主妇或厚待翁姑侍婢，或亲侍翁姑，不委婢女，恭顺异常，都极其符合当时社会对主妇孝道的标准。

　　四、结论

　　有明一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虽然有役使奴婢的历史文化基础。但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传统儒家经典伦理道德规范相印合。这一现象在本质上是明代精英阶层在社会思想文化危机下努力的成果，更是其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应用于主婢关系的产物。

　　由于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影响，明代社会大致呈现出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混沌状态。其中，社会各阶层的蓄婢行为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大量的良人女性因经济困境被推人婢女阶层，导致婢女所具有的贱民属性的弱化；另一方面是依托财富增长而成为蓄婢主人的群体，特别是商人阶层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本蓄婢主人所具有的“高贵”属性。双重力量的迭加，令原本就存在的主婢矛盾更加尖锐化。如何捋顺主婢关系。寻求到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成为迫切问题。虽然儒家经典强调伦理规范。对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空间领域等都做出了种种规范。在主婢关系方面，也明确提倡“以德服人”，讲求仁心的化外方法，并对蓄婢主人虐婢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它所表达的仅限于一种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明晰阐述如何管理家内婢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按照儒家两性行为规范的要求，“男外女内”的隔断令主妇“御婢”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主妇毕竟是管理婢女的基层实际操作者，其效果的好坏关系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一背景下，主妇的“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艺术被充分重视。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开始不断地记述主妇“御婢”策略的种类与效果，以及主妇于此过程中展现的高尚品行，甚至将明代这种文化现象烘托为一种更具集体性特征的社会行为。如果考虑到宋儒和明代文化精英们对女性规范的持续性收缩，以及明代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空间的实际拓展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那么，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的丰富则表明了儒家的伦理建设运动在当时的积极努力。

　　另外，明代儒学两性规范约束力的日趋薄弱，家内女性的活动空间的拓展，诸如女性各种经济行为、社会性的交往聚会等，都令儒学精英心目中“静谧”的闺闱世界变得热闹，进而造成儒家传统的内外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巨大的差距。为了弥合此差距，明代文化精英们将关注点落到那些能够完美实践儒家伦理规范的家内主妇身上。通过挖掘这些主妇所具有的能量。凸显家内主妇在家庭内部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妇道、孝道的完美实践，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女性文化的地位。如果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变动的角度来说，家内主妇于“御婢”策略中体现出的宽以待婢、恩抚为主的倾向，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主妇内在的女性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婢女群体在受到极大压迫的社会总环境下其地位的逆向提高，尤其是“婢亦人女”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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