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守独立、自由的审美精神

　　对商品性的认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要完全依从商业标准，相反，在当前形势下文学批评更应该坚守自由、审美精神。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艺术生产”的过度异化：马克思借用了亚当·斯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一种定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与非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同一种劳动既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比如说弥尔顿出于天性创作了《失乐园》并把这个产品卖了五磅，但他没有直接同资本进行交换，所以这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同时，莱比锡的一位无产作家在书商的指示下生产书籍，为书商赚取资本，他的生产行为就是生产劳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说作家是生产劳动者时，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此处的论述中，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所有劳动（异化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替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以至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由此出发，马克思特意分析了非物质生产对资本运作的两种情况——生产的结果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品）和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艺术活动（如表演艺术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个领域内的作用与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精神生产应该是自由独立的：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

　　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来审视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们必须警惕“消费意识对批评自由审美精神的动摇”。比如说在市场经济和大众商业意识的冲击下，文学批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浮躁化的征兆，甚至完全从市场、人情等功利主义目的出发，不是引导读者注意其文学价值。而是直接面向市场、刺激消费。以韩寒为例，从最早的“青春偶像”到后来的“公知形象”，批评界一直关注的都是其身份的符号意义而非其作品的内在张力，所以当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事件发生时，批评家们迅速划分成两大阵营，用圈子、打假、隐私等噱头来吸引大众，甚至将质疑青春作家的风波延伸到蒋方舟身上。在热闹非凡的论战中，韩寒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作为公知的社会意义和他对文艺杂志的革新被一笔带过，大众在看了一场热闹之外一无所获。

　　如果说对文艺生产商品性的认可和对市场运作规律的尊重是一种态度的话，对自由、独立、审美精神的坚守就应该是文学批评持之以恒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在消费娱乐意识全面入侵的今天，文学批评既要发现并张扬“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新的艺术观念，也要对过度娱乐、非理性、低俗化等现象进行批判，引导接受者建立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追求真正的人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之所以深入分析精神生产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就是为了全面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用独立自由的精神生产引导人们从私有制的束缚下脱离出来，恢复人的本质力量，解放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使人具有“音乐的耳朵”并因而享受到“艺术的美”。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就在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理性主义等标准作为指导，透过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摒除那些虽然赢取巨大商业利益但并不具备充足审美价值的产品，发掘那些可能暂时未被市场认可但审美内涵丰富的产品，或者从各种新兴艺术形式和文艺现象中提炼出有利于精神生活的新的质素，引导接受者走向真正的全面解放与发展。

　　三、立足社会现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按照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作为意识活动的文学艺术必然会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学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提出，要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这就意味着作为文化建设之一的文学活动必然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除了正视艺术生产的商品性、坚守独立自由的审美精神之外，还应该立足社会现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文学现象、引导文学创作。

　　其实，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中并不缺少“政治标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政治标准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状态，文学批评只需要“从政治立场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评价”。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意识的解放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引进，使文学批评在敞开怀抱肯定更丰富的文学艺术审美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遗失了应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不再直接干涉文艺生产，而是在融合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意识元素之后退居幕后，进行更宏观的调控。如何从众声喧哗的文艺现象中探寻主流意识形态的踪迹、挖掘具有历史发展意义的社会审美价值、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文学批评不能忽视的一个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入阐发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对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如阿尔都塞、皮埃尔·马歇雷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观点，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生产劳动，是作家对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的、表现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的加工和生产。伊格尔顿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认为文学文本是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产物；文学生产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现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文学艺术受到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等六大范畴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文学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剖析，为我们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回到现实日常生活，综合考虑政治环境、经济制度、文学生产机制、读者接受等因素，对文学作品和现象进行“症候”阅读，从中“发现能体现时代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精神文化建设的多元化的内容”，对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元素进行扬弃。以最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文学批评既要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文学评奖制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要注意挖掘作品中通过各种沉默、空白等方式存在的丰富内涵。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不仅要分析作品“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的价值取向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思想内容，更要深入解读这种价值取向和思想内容在通过文学艺术方式体现出来时所挟带的更丰富的内涵。如《长恨歌》在构建上海弄堂文化的同时对一个都市平凡女子日常生活心理入木三分的描绘，《白鹿原》在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铮铮铁骨的同时对各种民俗心理、民间意识的勾勒。这些内容的添加，使文学批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不再停留在表层的政治审查，而是以更丰富、更贴近民众、更具生命力的方式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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