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庙信仰的期望，也呈现出年龄段的差异。大多老年人认为村庙信仰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这应该归因于村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精神需求，让他们的精神有所依托。年龄大的村民在家里基本上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他们说这是“坐在家里等死呢”，村庙中的活动可以把这部分老年人的热情调动起来。同时，他们认为烧香拜神不仅让自己有所寄托，还可为儿孙们祈福积德。从中不难发现当下农村老人娱乐活动极为匮乏，相应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另一方面，年轻人处于传统农村和新型农村的转型期，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的新鲜事物较多。他们的思想较前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村庙信仰较为淡漠，大多是“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遇到无法解决的灾难时才会去村庙祈福消灾。村庙信仰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在现代浪潮下农村社会的转型可能会遇到困难。

　　二、村庙信仰原因探析

　　漫川的村庙信仰是由多重因素作用形成的，其中包括漫川的历史传统、村民的心理慰藉需求、功利性和娱乐性需求等。这几种因素互相交织，形成了一张强大的精神网，将漫川人网罗在信仰的世界里。

　　漫川有兴修村庙的历史传统——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传统社会的乡村多以宗族制度为主，传统家族组织需用村庙信仰增强宗族或村庄的内部凝聚力。因而，宗祠与村庙是村落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两大建筑。在长期村庙信仰的历史中，村庙诸神为漫川的发展做出种种神异的“贡献”，村民们对其很有感情。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村庙被毁或改做他用，则是迫于外界的政治压力不得而已为之。对于那些参与破坏村庙的运动积极分子后来的遭遇——生老病死，村民往往以“因果报应”加以神秘化、迷信化的解释。

　　1949年以来，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封建宗族制基本消失，维系着宗族血脉的祠堂、族谱等也随之成为历史。村民的宗族概念逐渐淡化，村庄部分“记忆”逐步消失，因而乡村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村民已经没有条件来重修族谱或者冒着可能的政治风险来重建祠堂。于是，村民们把这种回归传统的愿望寄托在修建村庙上，借用村庙来代替过去宗族祠堂所应承担的部分功能。

　　对漫川这样的传统村镇来说，村庙就是村庄的门面和图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村镇的经济实力。近年来，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住上了好房子，吃穿不愁。因此，村民们认为村庄庇护诸神也应住上好的宫殿，所以村庙的规格总是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当。上世纪80年代，漫川村庙信仰逐步恢复，村民将人民公社时期改作他用的村庙重新收回并布置成庙宇。有些庙宇不复存在，村民们便重新选址在山坡的空旷处重建。90年代，漫川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村民们就开始着手翻修村庙。例如，一柏担二庙、娘娘庙、三官殿就是这个时期翻修的。

　　村民寻求心灵慰藉的精神需求，是其加入村庙活动的基本动因；追求“平安健康”，是其对村庙的最大期望。这反映出，漫川村庙信仰是一种朴素的精神追求，是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心理预期。

　　对于神是否“万能”这一问题，大部分村民持否定观点，神灵并不是“至上的神”、“万能的神”。村民们认为神性通人性，神并不是有求必应的，有些事还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完全依靠神明是不现实的。实地调研时发现，村民们对“财”、“福”、“禄”等还是抱着那种“如果命中有，那就有，不可强求”的态度。他们在神明面前并不是贪得无厌，向神明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正如民间谚语所言：“供起来是神，玩起来是土”；“敬神如神在，不敬如土块”，亦即神的威力不过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是村庙信仰心理慰藉功能的表现。另外，老年人和家庭妇女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没有信仰，他们到哪里去寻求精神寄托呢？当地一位老年人协会工作人员在介绍村庙信仰的功能时说：“这些老年人如果平时不烧香拜佛的话，又能找什么事做呢？打麻将只能玩一会，然后又没事了，做家务的话又使不上劲，家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找活干去了，子女很少能在身边，他们的寂寞是难以形容的。村庙就建在村子附近，老年人没事了就可以去拜拜，还可以为儿孙家人祈祈福，何乐而不为？”[1]

　　功利主义是村庙信仰增长的主要心理动力，在长期的信仰过程中，一些灵验的故事吸引着人们对村庙神明的顶礼膜拜。漫川的送子娘娘在当地很有名气，许多人深信不疑，在当地流传着很多传奇故事。故事的基本框架便是某某人久未生育，虔心到娘娘庙祭拜后不久便生出个孩子来，然后再到娘娘庙还愿等。村庙诸神的灵验在民间口耳相传，增强了人们对村庙的信仰。当代村庙信仰祈祷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原来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多以风调雨顺、丰产多收、健康平安等为诉求。现今，民众对于神灵的祭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外出找个好工作、做生意能发财、买彩票能中奖等。

　　漫川作为一个相对闭塞的传统文化区，社区娱乐生活相当单调，村庙信仰活动为村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各个村庙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举行庙会，如娘娘庙在送子娘娘的诞辰或是成仙日子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候，会举行规模不等的庙会祈福或者庆祝。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在农闲时举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在村民们看来，如果不举行这些活动，一旦将来出现不顺利的事情，他们通常会认为是神明发怒的结果。这些庙会活动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中之重，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人和神所共同需要的。传统的戏曲演出也以村庙活动为契机，以村庙神明的名义集资唱戏。村庙的酬神演戏解决了漫川“看戏难”的问题，经济条件不好的村民也可以看戏，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

　　在目前漫川村民的生活中，村庙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彻底消灭村庙信仰，村中的许多公共活动就会无法展开与延续。农村生活具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并不会因为外来的干涉和环境的变迁而被彻底改变。

　　三、村庙信仰与农村文化建设之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同村庙信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竞争和逆向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二者的作用对象都是人，都具有满足人们情感需求、增加生活情趣和充实生命价值的作用。在作用对象总量既定以及人们的身心能量既定的情况下，村民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参与必然影响到他们对村庙的态度和参与，反之亦然。在漫川，如果村民有许多求智、求乐、求美的场所，有丰富、有益、充满吸引力的文化活动参加，而不是整天除打麻将、玩牌等就无事可做的话，自然可以淡化对村庙信仰的想法和念头，减少他们从事村庙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当然，农村文化建设对村庙的替代作用和排挤效应，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的，不可能是全部和彻底的。即便有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一定时期内恐怕也难以断绝村民投身村庙信仰的念头。

　　漫川村庙是在村民内在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使村民们能够得到较好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虽然村庙和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对立关系，但事实上村庙的发展和农村文化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容性。村民的村庙信仰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充实和自我身心的和谐，具有促成道德自律的功能，可以增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而这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目标追求。[2]176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满足人的社会需求、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并与社会主义道德不相违背的道德主张，这些宗教性的道德主张的传播和践行，有助于造就和谐的乡村社会氛围和文明的乡村社会风气，同农村的文化建设事业并不相悖。村庙信仰和农村文化建设既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和适应性，又有不同程度的竞争性和冲突性，因而应该从利益、健康、信仰和情感四个方面来引导村庙信仰在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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