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文化的传入

　　铜仁地区地处西南边隅，历史上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但是随着国家的开发和对其加强统治管理，汉文化开始传入沅水流域和乌江流域，西南地区的汉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广，构筑了铜仁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神龛上的汉文化是本地区汉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汉文化在铜仁地区的发展，主要分不同的时间段，较为明显的是以土司制度的设立为界限。土司统治之后，中央对土司统治加强，汉文化的传入，文化交流增多，多神信仰杂糅为一体，以“天地君亲师”为主正统的文化汉，以及汉文化信仰逐渐形成和巩固加强，最终得以确立。

　　以土司为界也说明统治阶层对于民间信仰的引导和规范加强的问题。“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禁止土家族文化的传播，如‘禁白布包头’，‘禁端公邪术’；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汉文化”。土司时期，汉文化在铜仁地区的传播以及不断强化，在民众之间影响日渐增大。首先是历代中央政府和官员的积极倡导。如科举吸引，土司时期的中央政府在积极倡导文治教化的同时，也对乌江流域开启了科举之门。“李渊建唐，启动、强化了中原文化对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控制意义，把儒家文化以政令的方式渗透进偏远之地……孔子成为团结和控制各族人民的人文象征……随着州县官学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儒家伦理道德便通过学校教育在乌江流域广泛传播，使儒家文化成为联系、团结和控制各族人民的有力纽带”。李良品对明清时期乌江流域的石阡府、思南府、印江县、沿河县科举人才进行统计研究，分析“中进士、武进士、举人、武举人、五贡的人，得出明清时期石阡府共117人，思南府共798，印江县共243，沿河县共126”。科举政策的推行，推动了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汉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再者如官学的设置，为加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教化，历代中央政府努力完善官学体系。

　　（三）佛、道文化传入梵净山

　　梵净山，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2572米，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区西面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处，总面积567平方公里。唐朝以前称梵净山为“三山谷”、“辰山”、“思邛山”，明代以后称“梵净山”，“梵净”乃“佛教净界”。梵净山的闻名与开发均起源于佛教，遍及梵净山区的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庞大寺庙群，奠定了梵净山乃著名“古佛道场”的佛教地位，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

　　“（土司时期）汉族信仰的神灵土家加入族信仰的神团系统，土家族人信奉的神灵中，增加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西天佛祖、观音娘娘等等；土家人的祖先神位中亦加入了汉族的‘天地君亲师’，而自己的祖先神位却被置于旁边”。神龛文化内容上。在神龛神祗牌位中，正中是“天地国亲师”，祖先牌位占据其中一个较小位置，佛教道教的神祗牌位数占了很大比例。受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信仰内容反面有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还保留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内容的原始宗教多神崇拜形式，如地方的财神并不是汉族所供奉的文财神是比干和范蠡，武财神赵公明和关公，而是“求财有感四官神”；另一方面，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形式与内容，使得这一地区神龛文化呈现出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极为丰富、纷繁复杂，从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宗教感染力。

　　（四）社会动荡与精神安抚

　　铜仁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统治边界区。宋代以后封建中央干朝为一统天下，总力图将乌江流域纳入掌控范围，乌江流域在历史上军事政治斗争十分激烈。频繁的战争和灾难增加了人们的无常感，民众需要宗教的精神慰藉。急剧的社会变迁或动荡使人们渴求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剧烈的社会动荡引发人们对安稳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产生对宗教的渴求。明清时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铜仁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人口和文化输入的状态，人口的流动主要从长江中下游沿着乌江迁徙而来，这些人流离失所，处于无根状态，成为社会宗教潜在的追随者。外来文化与本土信仰的结合形成多神信仰的杂糅式的宗教，此类信仰集中体现在神龛上，对神龛的信仰和祭拜扮演了一种特殊的沟通作用，把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给予他们现实生活中精神层面的安慰和实际的帮助，最大限度保存汉文化的同时，也结合了本土文化。

　　根据在铜仁地区神龛文化的考察来看，神龛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自身的特点。神龛文化的生成有着极其复杂因素，具体来说分析，主要是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由于文化交流上带来的文化变迁，整合，涵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从最初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间的族群迁徙，人口的流动以及文化的交流，逐渐转变以汉文化为主的信仰文化。在长期改造自然和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多神信仰，体现神龛文化内容上的多样性，最终形成为其主体信仰是汉文化的神龛文化。

　　参考文献：

　　[1]田清旺.土家族神龛文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J]，2009，29（1）。

　　[2][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57。

　　[3]李良品.吴冬梅.清代及民国时期乌江水道盐运研究.西南民族文化研究[J]，2008，24（3）。

　　[4]朱炳祥.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三个少数民族村庄神龛变迁为例.民族研究[J].2003，3。

　　[5]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29。

　　[6]彭福荣.隋唐五代时期的乌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之经略.黑龙江民族丛刊[J].2011，1。

　　[7]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贵州民族研究[J]，2004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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