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启作为元末明初的文人，在诗坛上享有盛名。而高启的词往往被人们忽视。为了全面把握高启在文学上的成就，及明代词的发展状况，本文将以高启的词集《扣舷集》为中心，分析高启“信笔写来，别有高境”的创作态度。词人的创作态度与词人作品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受时代环境背景影响，创作态度有其独特的一面，创作态度还对其词的题材、艺术特色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创作心态高启扣舷集

　　“高启（1336-1347），字季迪，苏州长洲（今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以青丘子为号。诗文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号‘吴中四杰’。洪武二年（1369），应诏赴金陵纂修《元史》。翌年史成，授翰林院编修，旋擢为户部侍郎。高启力辞，乃给金币放归。后坐为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文一案获罪，被腰斩，年仅三十八岁。有《青丘集》及《扣舷集》一卷。”[1]可见，高启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散文家，也是一位词人。“刘坡翁在《学词百法》中论及明词说：‘明承元代遗习，不脱纤低缛丽之弊，唯刘基、高启堪称作者。’”[2]因此，其词创作成就亦不容忽视。他的《扣舷集》一卷，收词32首。细读高启《扣舷集》，会使读者有种“漫不经心，信手捻来”之感，正如陈廷卓《云韶集》一二卷评曰：“青丘词，信笔写去，不留滞于古，别有高境。”这正是高启词所体现的一种信笔写去、不刻意追求的创作态度。

　　一、创作态度与时代环境关系分析

　　元明易代之际，天下纷乱，风云激荡。在蒙元统治之下近一个世纪，尽管士大夫无法预料世事的变迁，但动乱本身就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也是对锢闭心态的一种冲击。面临出与处、兼济与独善的抉择，各人自会有不同的想法，但由剧变而带来的兴奋、悸动、呻吟、呐喊，无不带有生命情感的张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词作为一种个人性极强的抒情载体，也比社会稳定时期带有更多的社会内涵与个人色彩，这就是明初词坛大放异彩的历史背景。

　　与其诗相比，高启的词确为“诗馀”。三十二首词与两千馀首诗的数量对比，让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反观历史，不难发现：明代的传统文学（包括词在内）的发展，出现明显衰颓迹象，除去自身的发展逻辑与俗文学的崛起争衡之外，与洪武、永乐年间对文士的横加摧残有很大关系。而在这信手写来、不刻意追求的创作态度背后正是对这个时代环境无尽的控诉与声讨。

　　二、词的题材与创作态度的关系

　　（一）咏怀词与创作态度

　　高启性狂放，喜交游，善雄辩，故其词富于激情。再者，他生不逢时，社会动乱，知识分子处于“九儒，十丐”地位的时代不幸，又有父母早亡，寄人篱下、十年漂泊、子女夭折的个人不幸，故其词多抒发喜怒哀乐之情。但是虽有愁意，词中透出的却无不是乐观、豁达的态度。像他的《玉漏迟》《忆秦娥·感叹》《酹江月·遣愁》《鹧鸪天·秋怀》《天仙子·怀旧》等。其中，需特别提到的是咏怀词中有两首类似“自画像”的作品，它们和高适的《青丘子歌》[3]完全是同样的风格，也描绘了相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念奴娇·自述》：

　　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

　　又《沁园春·寄内兄周思宜》：

　　忆昔初逢，意气相期，一何壮哉！拟献三千牍，叫开汉阙，蹑一双屩，走上燕台。我劝君酬，君歌我舞，天地疏狂两秀才。惊回首，漫十年风月，四海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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