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1923）、《诗人与诗》（1923）、《列宁祭日——谈革命》（1926）、《新月的态度》（1928）这些文章中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信奉，强调作家创作的独立性，他的创作体现着现代文学中个人抒情传统的一脉；政治介入文学、控制个性不是他喜闻乐见的事情。然而徐志摩也不完全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命题，他在《新月的态度》中批评了唯美派与颓废派，认为这两者“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牺牲人生的阔大”[9]。徐志摩的文学观是不脱离现实人生的，他所抒写的同样是现实的欢乐与哀愁，但其殷实的家境以及在国外接受精英教育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和普通社会大众对人生的看法、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同的，因此他的文学观所面向的也是“小众”，正是像曼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Popularityisneverforus”。

　　相似的文学观不仅使徐志摩对曼氏有着“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曼氏的文本本身也召唤着他。曼斯菲尔德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平淡中见警策，这需要读者有相当敏锐的触觉才能感受得到，如果要更进一步做翻译，更是需要一位心思敏感、擅长抒写主观情思的译者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徐志摩在《诗人与诗》中曾说过：“诗人是半女性的……所谓半女性，自然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容貌上的，乃是性情上的—一种缠绵的多愁性。”[10]作为诗人，徐志摩心绪敏感、长于抒情，这使他有能力也乐于欣赏与翻译曼斯菲尔德的作品。

　　徐志摩成为曼氏作品通向中国的媒介，一方面如上所述是缘于他与曼氏相互的欣赏与认同，另一方面也缘于当时的文学语境使得徐志摩的翻译实践能够被广为接受，现代文学中重内在、重审美的一脉是曼氏作品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刊登曼氏作品的主要刊物之一，在当时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以及相当的文学影响力，如此种种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从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的经过路线，使得曼氏作品成功地跨越文化与国界传播到当时的中国文坛。

　　三、作为诗人的译者与其翻译策略

　　徐译曼斯菲尔德小说在翻译策略上有着一种非整一性，较之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重译本[11]，这一特色尤为显著。以《巴克妈妈的一生》一文为例：

　　例1：

　　原文：“DearSir，justalinetoletyouknowmylittleMyrtilwaslaidoutfordead……Afterfourbottils……gained8lbs.In9weeks，andisstillputtingiton.”

　　徐译：“好先生，——我就一行字让你知道我的小孩梅的儿差不多已经死了……用了你的药四瓶……在九个星期内长了八磅的重，现在还在继续的加重哪。”

　　王知还译：“敬启者，小女墨蒂尔原已病入膏育……然服此剂四瓶之后，……九周内体重已增八磅，目前仍有加无已。”

　　例1中徐译的“好先生，我就一行字让你知道”是对“Dearsir，justalinetoletyouknow”完全忠实地直译，但不符合汉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而王译的“敬启者”则是经译者加工创作的符合汉语读者语言习惯的书信体表达方式。

　　例2：

　　原文：“Buthewasgran’sboyfromthefirst……”

　　徐译：“但是他是奶奶的孩子，原先就是的……”

　　王译：“可是他一生下来就是姥姥的小乖乖……”

　　例2中徐译也是十分忠实地表达，用后置的“原先就是的”来翻译“fromthefirst”，但这样的表述在汉语中却显得有些怪异。而王译的“可是他一生下来就是姥姥的小乖乖”则是经过译者创造性改动的，显得既通顺又能唤起读者的情感。

　　然而，以上两个例子却并不能概括徐志摩的翻译策略，仅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例，证明徐译并不是完全忠实的：

　　例3：

　　原文：Butheputhisarmsroundherneckandrubbedhischeekagainsthers.

　　徐译：但是他把一双小手臂抱着她的头项，把他的小脸子紧紧的贴着她的。

　　王译：但是他却用两臂搂住她的脖子，用脸颊蹭着她的脸。

　　例3中徐译的两个“小”字和“紧紧地”都是他自行添加的，更显示出这个稚嫩可爱的小男孩儿和巴克妈妈之间的亲情。而王译在此处则是忠实的译法，在情感的表达效果上不及徐译。

　　例4：

　　原文：Hegaveashylittlelaughandpressedcloser.

　　徐译：他给了一个怕羞的小小的笑靥，小脸子捱的更紧了。

　　王译：他羞答答地轻轻笑了笑，偎的更紧了。

　　例4中徐译的“怕羞的小小的笑靥”“小脸子”也都有译者创造性的成分，而王译和例3一样，较徐译忠实。

　　在以上四个例子中，王译的策略可以被这样理解：王译确有非忠实、创造性改动之处，但这些地方都有一个特点，即如果忠实地按英语原貌直译，所译出的汉语表述非常突兀，甚至不好理解，于是为了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译者在这些地方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除此之外，只要忠实翻译不至对本土读者阅读造成明显的障碍，王译都秉承了忠实的原则。事实上，王译是比较忠实的，只在明显会对读者阅读造成不便之处才做改动，这种改动中有一种被动的意味。而较之王译，徐译的策略以及策略的目的性则显得模糊：在忠实翻译会造成阅读不便的地方，他坚持忠实翻译，然而在即使不经任何改动就可以忠实传达文意之处，他却主动做了创造性的改动，增添表达效果，由此，徐译本的翻译策略显得有失整一性。

　　在《译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中，徐志摩说：“我译她纯粹是为爱审她。但她有时真叫你的译手发窘。这篇是为增刊译的，匆匆脱稿，不满的地方有不少不少，我此时也懒得复校，等将来收集之时再想法修正罢。”[12]可以说，徐译曼斯菲尔德小说带有一种即兴的色彩，阅读唤起了他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边审边译的过程流露到译作中，这种流露非常自然，没有目的先行的功利性，也正因为如此，译作的翻译策略受情感的主观性、不稳定性的影响而显得不够整一。如果译作经过复校或反复被雕琢，那么这种非整一性大多能够得到修正，但译者又恰恰没有进行此项工作。徐译的即兴与随意在一定程度上与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的定位有关。1923年徐志摩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授“近代英文文学”，在讲义中他提到了狄更斯、王尔德、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哈代等文学大家，也提到了曼斯菲尔德的丈夫莫里，但未提及曼斯菲尔德。可见，曼斯菲尔德对徐志摩来说更多地是一位灵犀相通的朋友，而还未达到文学大师的程度，缺乏敬畏也许是徐译本中显露随意性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有如例1、例2般忠实直译的例子，但徐志摩的翻译中创造性的成分是很明显的，其翻译是非常有个性的。他如介绍故友般把曼斯菲尔德介绍给中国读者，徐译本中的故事更像是译者和作者所共同诉说的。徐志摩是译者，也是诗人，他把主观情思注入翻译中，译者带有诗人特质的身影不可避免地显现在译作当中，特别是在有写景、抒情，亦或是内心独白等易唤起人情感的部分，徐译的创造性痕迹愈发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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