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外对《项狄传》的形式解读是当前斯特恩研究的主导方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评论界分别从哲学、宗教与文化三方面对《项狄传》的形式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项狄传》的形式研究传统。但已有研究往往从作者意图出发对艺术形式进行考察，导致对读者接受维度的忽略。从文学接受视角来看《项狄传》形式风格的形成，是斯特恩评论进一步深入的可行方向之一。

　　关键词：斯特恩《项狄传》形式研究文学接受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Sterne，1713-1768）共发表过两部小说：《项狄传》（1759—1767）和《感伤之旅》（1768）。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在英国小说史乃至欧洲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立于当世的经典小说家地位。他身处后奥古斯都与前浪漫主义转折时期的英国，前接斯威夫特讽刺文传统，后启欧洲感伤主义小说流派，并在20世纪被誉为现代意识流小说先驱。同时在18世纪中叶，斯特恩是与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齐名的小说家。与理查逊对女性心理的精确把握，菲尔丁对情节模式的巧妙构思相比，斯特恩在个性人物塑造与打破常规的叙事模式方面则表现得匠心独运，与前两者共同开创了英国小说的早期繁荣局面。尽管斯特恩的经典小说家的地位已确立数百年，国内对斯特恩的研究起步却极晚。刘意青曾指出：“斯特恩在过去50年我国的文学教学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为一个叙事技巧上别具一格又先于时代的作家，他理应获得一席之地。”这基本指出了斯特恩在国内2000年以前的沉寂接受状态，并预言了《项狄传》叙事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刊载的黄梅的《（项狄传）与叙述的游戏》是国内研究斯特恩的首篇论文。这篇论文在对《项狄传》叙事艺术的分析基础上，立足于作品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指出它叙事形式的游戏特性是18世纪小说文类尚未定型时期的产物。最难得的是黄梅对西方已有斯特恩研究的现代视野与理论先行的解读方式进行反思、对话甚至质疑，在思考深度上无疑是目前国内《项狄传》研究最重要的论文。紧随其后出现了李维屏、杨理达的《英国第一部实验小说（项狄传）评述》，此文强调《项狄传》叙事形式的颠覆性与前瞻性，将其放置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中解读它所具有的“反传统、反小说”的艺术特征。以这两篇论文为马首，后续出现了一系列对这部小说叙事形式进行解读的论文，形成了颇具体系的《项狄传》叙事形式研究现象。这与国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斯特恩研究领域内所形成的《项狄传》形式研究的主导趋势基本吻合。然而，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对斯特恩的引进吸收无疑仍处于初始阶段，对《项狄传》的叙事形式主要进行描述性分析，尽管触及斯特恩所属文学传统的问题，但并未深入到斯特恩形式批评传统的根柢。《项狄传》出版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对它的形式研究有其深层的历史脉络与根源。本文将尝试分析《项狄传》形式研究的主导趋势、关键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一、20世纪50年代前：被忽略的《项狄传》叙事形式

　　斯特恩46岁时踏入文坛出版《项狄传》第一、二卷，从一个无名的小镇牧师一跃成为当时伦敦文化圈内的闪耀新星，并跻身著名小说家行列。18世纪中叶有三部畅销成阅读“风尚”（vogue）的小说：理查逊的《帕梅拉》（1740）、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再者就是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项狄传》出现在18世纪50年代的文坛空档期。菲尔丁1754年去世，同年理查逊封笔，文坛充斥着对两人作品的粗劣模仿之作。在整个文坛呼唤创新的情势下，斯特恩将塞万提斯、拉伯雷讽刺文传统蕴染上英国式幽默色彩，创造出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他的离题（digressive）叙事模式又打破了理查逊、菲尔丁所建立的线性与因果关系叙事传统，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这两方面的创新使他受到评论界的力捧。当时的权威文学评论杂志《每月评论》发表首篇评论：“整体而言，我们斗胆推荐项狄先生。身为作家，他比现在任何小说家都更加创意独特与令人愉快。他所创造的人物使人印象深刻并奇特非凡；他的观察中肯敏锐；除少数例外，他的幽默从容而真诚。”这篇评论代表了当时伦敦文化圈对斯特恩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表达方面的创新性的认可与赞誉。耐人寻味的是，该评论对叙事形式方面的创新却只字未提。

　　在《项狄传》第一、二卷大获成功后，斯特恩趁热打铁以《项狄传》中牧师约里克的名义出版他早前写的布道词，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当读者意识到斯特恩的牧师身份后，对《项狄传》的接受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读者认为《项狄传》中大量性暗示所表现出的轻佻笔法与斯特恩的牧师身份极不相称。对《项狄传》的评论中开始出现大量批判与攻击，甚至全盘否定之语。例如有人评论：“文中充满技术术语和断断续续的句子，陈腐的讽刺与淫秽低级的打诨缺少机智幽默，而且整部作品缺少计划构思。”由于《项狄传》道德意图的模糊性，评论界非但没有肯定斯特恩的形式创新，反而斥责他的离题叙事模式“缺少计划构思”。那么，《项狄传》是否真的没有计划构思？实际上，斯特恩在《项狄传》的第一、二卷中明确表明他在前进一离题（progressiveanddigressive）叙事模式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叙事形式对约翰·洛克哲学中“联想”（associationofideas）概念的借鉴。近代学者在对这部作品的时间、前后一致性和离题艺术进行考察后，亦指出这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而早期评论界之所以如此评价，原因有三：首先，离题模式的确世俗惊骇，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且小说中的作者意图不明显，让人摸不到头脑；其次，《项狄传》历时八年完成九卷本的连载，评论界在最初几卷中，很难从首尾一致方面对叙事形式进行完整评价；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的小说评论注重主题，尤其是道德主题批评，而忽略形式批评。尽管18世纪是小说形式创新的时代，如同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菲尔丁的散文体滑稽史诗一样，斯特恩的离题叙事在艺术形式上的实践可谓煞费苦心，但由于评论界的主要衡量标准是道德主题表达，因而对斯特恩的叙事形式极少进行深入的探究。

　　对《项狄传》道德主题模糊和缺乏计划构思的诟病一直伴随着后期卷本的出版，贯穿18世纪中晚期与整个19世纪，因此《项狄传》始终徘徊在小说经典大门之外。直至20世纪初，评论界才重新将目光投向《项狄传》并对其艺术形式加以欣赏。这一方面得益于《项狄传》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为重估《项狄传》艺术形式的意义在理论上提供了契机。詹姆斯-乔伊斯在对《芬尼根守灵》（1939）的叙事形式进行构思时借鉴了《项狄传》，他对朋友谈到：“我试图建立仅有一个美学目的的多条叙事线。你曾经读过劳伦斯·斯特恩吗？”无独有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可洛夫斯基在《斯特恩的（项狄传）：作品风格评论》（1921）一文中，指出《项狄传》的情节经过了精心设计与周密安排，并认为因果关系原则之所以不存在于《项狄传》的情节模式之中，乃是对早期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情节模式的戏仿，体现了陌生化策略的运用，而这正是小说文类所具备的基本特性。基于此，他提出了“《项狄传》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的著名论断。因此，《项狄传》不仅在小说创作领域激发了现代主义对叙事形式的思考，而且引发了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对艺术形式的探究，这为重估它的意义铺平了道路。《项狄传》正式进入英国小说经典传统之中，成为20世纪斯特恩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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