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信息革命推动了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革命既是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当今社会已经高度信息化，在信息泛在化、媒体平台化的今天，新闻的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传播路径以及受众对新闻的认知、解读方式都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另一方面，专业新闻媒体与社会性媒体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新闻传播在融入信息传播洪流过程中也使自身的内涵、外延和价值发生改变。当今的新闻价值只有在信息传播中才能完整地得到体现，当代新闻传播的规律也只有在信息传播研究中才能完整地被揭示出来。因此，在信息传播研究中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是深化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信息传播研究可立足现有基础，培育生长点、交叉点和聚合点。

　　三、将社会信息传播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延伸和拓展，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

　　媒介化社会崛起后，信息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性渗透日益显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信息传播的依赖性、与信息传播的交融性都日益增强，各类媒体的社会功能只有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在多元的社会语境下才能准确定位、客观评估。其次，新闻传播融入信息传播洪流后，使其更加广泛、深度地融入社会互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演变中，在其中发挥着新功能，扮演着新角色。社会信息传播研究更重视新闻媒体、社会性媒体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视新闻媒体、社会性媒体在主流社会、民族区域社会的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公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核心价值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公共治理结构的优化）中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开辟社会信息传播研究，可以拓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第三，随着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的崛起，作为社会传播的雏形，社会成员对信息传播的参与更加广泛，围绕社会热点、公共议题而展开的社会互动日益频繁，并且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演变。新闻生产的公众参与、新闻文本的社会化建构不断涌现，并与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复杂互动，预示着真正的社会传播时代已经到来，需要对其展开专门研究。第四，社会性媒体出现以前，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军事信息、政策信息、生活信息、环境信息等专门信息的生产、流通，大多依附于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特定媒体，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共享大多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新闻舆论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巨大。社会性媒体崛起后，信息生产、流通的固有空间被打破，社会成员对各类信息的共享成为可能。各类信息在碰撞、交汇、融合中形成巨大的社会信息空间，其内在的传播规律也不同于以往，社会信息传播作为新兴的独立研究范畴即将得到确立。为此，应有意识地为社会信息传播研究选好生长点，以便为今后的学科交叉研究、聚合研究打好基础。

　　四、从媒体本位的研究取向向媒体与人并重的研究取向转变，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交叉点

　　当今社会，人类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地位日益增强，人与媒介环境、信息环境之间的能动性互动日益频繁，人对媒体和信息的选择权日益扩大。其次，人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多维度复合主体，面对不同的媒介环境，其信息行为既有差异性、多样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可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展开研究。第三，人体及人的行为本身是一个由生理、心理、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系统，这使得人类信息传播区别于社会信息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需要特殊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第四，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人的发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瓶颈，人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在人的公民素养培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的信息行为与人的社会生存、全面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加强对人类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可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与社会重建。第五，人类信息传播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交叉点，存在着形成重大理论创新的潜力和可能。综上，人类信息传播研究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个学术分支，已到了培育生长点的机遇期。

　　五、重新认识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复杂关系，培育生长点、交叉点

　　从表层上看，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传播载体与传播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社会信息环境（包括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法制、信息文化等环境）的制约；而社会信息环境的改进和优化，也会提升媒体传播民族文化的广度、深度和效率。从深层看，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而传播则是实现这种建构和被建构的前提。民族文化在通过媒体实现传播之前，需要在信息编码基础上实现文本化，而文本化就是一个建构（编码）的过程，其中既有媒体的作用，也有文本生产者的作用。当媒介文本经过传输网络抵达受众或用户面前时，受众或用户还会参照特定的语境和其他文本，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解码），这种解读也是一种社会化的建构。当承载着文化信息的媒介文本抵达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受众或用户面前时，后者对文本的解读就具有了跨文化建构的作用。第三，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还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建构关系。一种是纪实性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这种建构旨在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和本来面貌，基于这种建构的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扩散、文化流传过程。另一种是创造性建构或创意性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这种建构是将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入新的文本框架，实现民族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基于这种建构的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创新、文化创意的传播过程。二者对于民族文化传播都具有意义，应选好生长点、交叉点，并给予培育。第四，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关系。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可以丰富这一文化的形态和结构，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也可以丰富媒体文化自身的形态和结构，促进媒体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第五，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播是价值生成、价值转换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文化艺术价值、产业经济价值既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大众获得精神文化上的享受。

　　六、重视当代大众传播研究，有意识地培育生长点、交叉点

　　在网络时代，以广播、电影、电视、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功能、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大众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大众传播深度融入网络空间的趋势日益明显，迫切需要在媒介融合发展、数字内容经济、微时代等多重语境下重新考察大众传播，揭示其在主体上、结构上、功能上、效果上的本质变化。其次，大众传播理论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网络化社会中遇到了许多新挑战，这也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的、规范的研究，揭示其最新发展和最新应用。第三，大众传播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传播形态，其社会影响力借助新媒体、新平台、新服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对于传播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公民社会建设、多元文化社会建设、法制社会建设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当代大众传播的最新变革和大众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既是学科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服务社会特别是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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