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A在B中”也有“A”与“B”语序换位的形式，如：“过道放行李”、“客房住客人”。

　　如下两例，则是语句虽然不能直接看到“A在B中”的语言形式，但从句意还是可以看出它的确也是一个隐含着“A在B中”的语言形式：“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空囊》）。这不就是说“钱在囊中”（“A在B中”）么？“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这不就是说，“牛羊在似穹庐的天空笼盖下的四野中”（“A在B中”）么？

　　如果对“A（的）B”、“B（的）A”这两种语言形式细加观察，则可以看到，尽管它们同样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其认知底蕴是相同的，但并不可以互相转换。比如，“A（的）B”“花圃”、“鸡窝”不能互相转换为“B（的）A”“圃花”、“窝鸡”，一经转换成“圃花”、“窝鸡”，就不成词了，当然，没有重新转换成“花圃”、“鸡窝”的资格。“B（的）A”的“海龟”、“河鱼”、“水怪”如果转换成“A（的）B”作“龟海”、“鱼河”、“怪水”，也同样是不成的。至于“B（的）A”的“盒饭”、“碗酒”、“盘花”能换成“A（的）B”作“饭盒”、“酒碗”、“花盘”，则虽然成词，但词义不同了，破坏了语句转换应该基本上保留原来的意义的转换规则，所以同样失去了转换的资格。

　　我们应该看到，并不是凡是语法上“名词十介词结构”和名词偏正结构都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不能把它们和“A在B中”与“A（的）B”、“B（的）A”等同看待。比如，“中华在复兴中”、“工厂在建设中”与“私人秘书”、“粮食价格”就都不属于“A在B中”与“A（的）B”和“B（的）A”。

　　我们还应该看到，有的偏正结构语言形式，与“A（的）B”非常相似，但并不等于“A（的）B”。比如，广西柳州的“立鱼峰”、黄山的“莲花峰”、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海南的“五指山”、武汉的“龟山”、“蛇山”。我们只要看看柳宗元和叶圣陶对柳州“立鱼峰”、黄山“莲花峰”的描写，就可以明白这些偏正结构的“偏”的部分的词语是用以描述正的部分的词语的形貌的，它们并不能成为“A（的）B”中的“A”（即内容）。柳宗元说：“（立鱼峰）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柳宗元《柳州近治可游者记》）。叶圣陶说：“（莲花峰）就整个峰看，我们想象到一朵初开的莲花。莲花峰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居然形容得那么切当”（叶圣陶《黄山三天》）。“立鱼”并不是“峰”的内容，“莲花”并不是“峰”的内容。

　　“A（的）B”和“B（的）A”都是名词或名词偏正结构，有的用结构助词“的”、“之”联结“偏”和“正”，使“偏”与“正”的关系由意合变为形合，更加显豁；也偶有用方位词“中”、“里”、“上”的。

　　以“A（的）B”形式出现的词或词组，如：花圃、鸟巢、鸡窝、虎穴、鱼池、雁湖、衣箱、货栈、画室、宾馆、囚牢、子宫、卵巢、精囊、心房、五羊城、芙蓉镇、杏花村、麒麟阁、黄鹤楼、紫竹院、碧云寺、尼姑庵、山神庙、黄帝陵、鹦鹉洲、莲花湖、珍珠港、葡萄沟、威虎山、野猪林、九马画山、名画的长廊、魔鬼峡谷、粮食的宝库，等等。

　　以“B的A”出现的词或词组，如：海龟、河鱼、水怪、山虎、田鼠、碗酒、盒饭、盆花、盘景、盘中餐、席上珍、坛子肉、竹筒饭、笼中鸟、龙井茶、茅台酒、波斯猫、美洲狮、中国龙、荔浦芋头、人间万象、塞上风云、试管婴儿、月里的嫦娥、沧海中之一粟、井底里的青蛙、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车，等等。

　　“A（的）B”与“B（的）A”的语言形式与“A在B中”不同，但它们都可以转换成“A在B中”的语言形式，如名词“花圃”、“鸟巢”、“鸡窝”等名词可以转换成“花在圃中”、“鸟在巢中”、“鸡在窝中”；“粮食的宝库”、“名画的长廊”等名词偏正词组可以转换为“粮食在宝库之中”、“名画在长廊之中”。“海龟”、“河鱼”、“水怪”等名词可转换为“龟在海中”、“鱼在河中”、“怪在水中”；“沧海中的一粟”、“井底里的青蛙”、“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车”等名词偏正词组可以转换为“一粟在沧海之中”、“青蛙在井底里”、“‘好奇号’探测车在火星上”。

　　“A在B中”的语言形式自身就明确表示内容在容器之中，而“A（的）B”与“B（的）A”并无此种明确表示。不过，它们确有与“A在B中”的“A”和“B”相同的表示“容器”和“内容”的词语，并且都可以转换成“A在B中”，这使我们确信它们和“A在B中”语言形式一样，都是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A在B中”是完全相同的。

　　上文主要对“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及其在语言形式中的反映作出说明，下文将在这个基础上对有关的汉语修辞现象进行观察，并从理论上作出分析和评论。

　　二、评某些修辞格的界定

　　（一）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借代界定的一些想法

　　首先说明，“A在B中”也有因承前蒙后和泛指而省略了“A”的，如：“长城在中国大地上，也在中国人的心坎里”，后一句承前一句的“长城”省略了。不过，修辞学最关注的，是以“容器”“B”借代内容“A”而省去“A”的所谓“借代格”的修辞现象。如把“大江（B）之水（A）”说成“大江（东去）”，以“大江”借代“水”，将“水”（A）省去了。

　　借代格以其格式新颖、应用广泛、辞效显著，备受修辞学界关注。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借代格就有许多深入的论述。《发凡》把借代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旁借，一是对代。《发凡》给借代作的界定是：“所说的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发凡》对旁借，也有一个类似界定的说明：“旁借——是随伴事物和主干事物的关系。在原则上是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事实上是多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的，虽不是完全没有，却是不大有的，名为旁借，便是为此。”《发凡》所说的“所说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A），所说的“那关系事物的名称”，就是我们所说的“容器”（B）。所说的“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容器”（B）借代“内容”（A）；《发凡》所说的随伴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容器”（B），所说的主干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A）。所说的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用“容器”（B）借代“内容”（A），所说的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就是我们说的用“内容”（A）借代“容器”（B）。《发凡》的借代界定和旁借界定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互补的。

　　我们的说法，则是在《发凡》所举的例句得到验证的。在旁借一节，《发凡》所举的例句中至少有11个例句是反映“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的，即例八、例九、例十、例十一、例十三、例十四、例十五、例十六、例二十、例二十二、例二十三。例八引“我亦无诗送归棹”，并解释说：“归棹是归客所乘所在，代归客。”例九引“高谈雄辩惊四筵”，并解释说：“筵代筵上的人们。”例十引“将来要备祭桌”，并解释说：“祭桌是祭品的所在，代祭品。”例十一引“故此备个粗碟”，并解释说：“粗碟代碟里的鸡鱼火腿之类。”例十三引“四海之内”，并解释说：“四海之内代四海之内的人。”例十四引“食敌一钟”，并解释说：“钟代钟里所盛的粮食。”例十五引“大江东去”，并解释说：“大江说大江里的流水。”例十六引“主人西侧则酒肆也”，并解释说：“主人为灵石旅舍所属，这里就用主人代灵石旅舍。”例二十引“锦茵银烛按凉州”，并解释说：“凉州代凉州所传之乐曲。”例二十二引“比翼鸟在其东”，并解释说：“用比翼鸟这个产物代比翼鸟的产地参嵎山。”例二十三引“又西回仙弈之山。其鸟多秭归，石鱼之山，在多秭归西”，并解释说：“后面一个多秭归系代仙弈山。”从“容器——内容”意象图式说，则都是以容器借代内容或以内容借代容器（后者仅见于十六、二十二、二十三三例）。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格，如《发凡》所说的从原则上说可以有，但事实上不大有。不大有当然不等于没有。为此，我在这里补举两个例子。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这是以“铜雀”代“铜雀台”，亦即以“铜雀”（内容）代“台”（容器）。又如“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寨山怀古》），这是以“石头”代“石头城”（今为南京），亦即以“铜雀”（A）代“台”（B），以“石头”（A）代“城”（B），就是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了。

　　《发凡》成书于上世纪的30年代，对这些以“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为底蕴的借代修辞现象的分析，同新近兴起的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不能不说，《发凡》在当时是超前的，在现在仍然闪耀着传统修辞学的光芒，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当然，新兴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在过去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之上取得更多更大的创获。

　　我以为，如果要给以上这些借代修辞现象作个界定，无妨说：“凡是以‘容器’代‘内容’或者以‘内容’代‘容器’的修辞现象都属于借代格。”

　　这样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在深化对这种借代的理解和增强对这种借代的敏感度的基础上按图（意象图式）索骥（借代格），发现许多常用语也是这种借代格。如：“百川（之水）归海”、“湘江（之水）北去”、“江（之水）河（之水）日下”、“大河（之水）满了，小河（之水）不干”、“三个臭皮囊（内中之躯体，即人）胜过一个诸葛亮”、“两个凉碟（菜）”、“三碗（酒）不过岗”、“九大碗（饭、菜）”、“壶（水）开了”、“哪壶（水）不开提哪壶”、“这几个人缠着你，够你喝一壶（酒）的了”。甚至那些字面上连容器与内容的名称也不出现的语句，我们也明确感到它们的存在，如：“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尔”（《宋史·岳飞传》），尽管“饮”必须具备的容器如“杯”和“饮”的“内容”如“酒”，都没出现。又如“逢人只合千场醉”（龚自珍《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醉”必先要饮酒，饮酒必需有盛酒的器具，而句中既无酒器（容器），又无酒（内容），但我们凭着“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看到了它们的存在。不过，这些语句中既不出现“容器”，也不出现“内容”，也就说不上是以容器代内容或者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可以看作是一般的省略。

　　至于下例，出现容器“枝”，而隐去内容“春花”中之“花”，而留下“春”，一字之留，让人领会到所指者为“春花”，即“春天的花”，此诗句也以此成为别具一格的借代格修辞名句：“江南无所赠，聊赠一枝春”（陆凯《寄范晔诗》）。据《辞源》对“一枝春”释义：“一枝春，指梅花。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并赠诗日：江南无所赠，聊赠一枝春。”后来多把一枝春看作为梅花之别名。黄庭坚诗：“欲问江南近消息，喜君贻我一枝春。”

　　（二）对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列锦格界定的一些想法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给列锦格作的界定是：“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来写景抒情、叙事抒怀，这种修辞手法叫‘列锦’。”举例20多个，并都作了详细的解释。其中约有10个例子最引起我的注意。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解释说：“前三句由九个定名结构分别排列为三组，每组都可以说是一个镜头，这几个镜头又组成了一幅浑然一体的画面。”如“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解释说：“（这）是诗人早年经历过的抗金往事的追忆。一件事是在瓜州渡，时间是在冬天，作战时用的是艨艟巨舰；一件事是在大散关，时间是在秋天，作战时用的是骑兵部队。”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解释说：“这两句写出了旅子的辛苦。鸡叫了。天还没有亮，残月挂在茅店的上空，赶路之人已经登途了，走过满是凝霜的板桥，留下一个一个的足印。”如“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李颀《望秦川》），解释说：“王力改写为‘万户竹鸣，秋风飒飒，五陵松黯，寒色凄凄’，改写得非常好。”

　　就这几个例子和对它们的解释，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就算这些名词或定名词组真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非主谓句，但《汉语修辞美学》的界定和对例子的解释都没有交代到底是如何组合的。不过，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常见的释义方法，即给这些名词或者定名词组，根据它们自身的含义，补出作谓语的形容词、动词，使它们成为一个一个可以理解的句子。

　　我也曾用这种释义的方法把齐己的“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改写为“山寺高悬钟楼之月，江城时送鼓角之风”。

　　对这种释义方法，我曾引用李东阳的与这种释义方法有关的话：“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怀麓堂诗话》）。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用一二闲字”，即用一二个动词、形容词将名词、定名词组所要表达的意思补足。我也曾用现代语言学术语说，这些名词、定名词组就是“意义支点”，而补出的动词、形容词则是把这些支点连成一起的链条。这种释义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串句法”。公平地说，这种“串句法”是用之有效的。但是，它还不能回答这些名词、定名词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

　　我曾经用层次分析法揭示这些名词、定名词组之间存在着的组合关系。认为它们在语言形式上是并列的，但组合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层次的。我把“春风桃李一杯酒”（黄庭坚《寄黄几复》）分析为“春风||桃李|一杯酒”，就是说“春风”与“桃李”组合在一起，“春风和桃李”作为一个层次，又与另一个层次“一杯酒”组合。现在看来，《汉语修辞美学》所举的一些例子，也可以如此分析，如“古道|西风||瘦马”、“楼船||夜雪|瓜州渡”、“杨柳岸|晓风||残月”、“鸡声||月|茅店”。当然，这种层次分析，只说明了这些名词、定名词组的组合，是分层次进行的，不是挨个平列地组合的，不能说明它们各自在句子里在语义上担任什么角色，这些不同角色又是怎样在意义上组合起来的。而现在如果我们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来分析，则可以发现名词、定名词组的语言形式，有的是以这种意象图式为认知底蕴的，即表现为“A在B中”。所以，“春风桃李一杯酒”就是“春风、桃李（A）在一杯酒（B）中”，意即“春风桃李在一杯酒的（兴致）之中”；“古道西风瘦马”就是“西风、瘦马（A）在古道（B）之中”；“楼船夜雪瓜州渡”就是“楼船、夜雪（A）在瓜州渡（B）之中”；“鸡声茅店月”就是“鸡声、月（A）在茅店（B）之中”；“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就是“秋声（A）在万户竹（B）之中”，“寒色（A）在五陵松（B）之中”。其他如“杨柳岸，晓风残月”、“花月池台王傅宅”等也应这样分析。

　　其实，这样的分析，早见于清朝人《千家诗》的编注者王相对“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的分析之中，他说：“四野之秋声，生于万林之竹籁；苍茫之寒色，生于五陵之松涛。”这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来分析，不就是“四野之秋声（A）在万林之竹籁（B）之中，苍茫之寒色（A）在五陵之松涛（B）之中”么？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无论是层次分析也好，“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分析也好，都只适应一部分列锦格的例句，并不适应全部例句，如“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因为这例只有一个层次，也无“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认知底蕴。第二，是不是因为可以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出分析，就从整体上不认可现有的列锦格界说呢？还是把能够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出分析的所谓列锦的修辞现象单独处理，另行界说、另行立名呢？都有待修辞学界同仁深入研究正确裁定。

　　三、从容器与内容各自的特点以及配合使用进行观察和分析

　　容器与内容是互相依存的，离开了内容，一般说，容器仍然可以是容器，如离开了水，杯子还是容器（器具），当然，离开了水，“大海”就可能不再是海水的容器了，它或者变为“大陆”，即所谓“沧海桑田”；“内容”如果离开容器，就不成其为内容，如作为“箱子”这个容器的内容的“衣服”，如果把它从“箱子”取出，它就不再是“箱子”的内容，只是衣服而已。不过，当“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反映到语言形式时，“容器”与“内容”就互相依存达到缺一不可的程度了。既然缺一不可，也就产生二者各自特点以及配合使用等等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修辞现象，也就成为我们的关注的焦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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