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反动势力亦与时增加，农村中冲突事件，到处皆有。广宁、花县、东莞、宝安、顺德、番禺诸县，尤为剧烈”。据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记录，1926年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农民协会与民团、地主、土匪、土豪劣绅的冲突影响较大的就达20余起，其中广宁、高要的几次冲突中，政府数次派遣大部军队才勉强制服地主武装，迫使地主与农民协会协商解决事件。1926年5月以后，各地反动势力，在此两三月来，最为高涨，农村中流血惨事，几无地无之，最著者如三水游击队及民团摧残农会；花县团匪之焚掠劫杀，毁十数农村；淡水奸商，勾结土匪，劫杀农会职员。其余郁南、广宁、封川、德庆、乐昌、惠阳、高要、顺德、中山、海康等县，无地不有摧残农会压迫农民之反动行为。

　　面对农村中的阶级冲突，国民党中央、省政府、县政府、军队，因宗旨立场不同，态度分化明显。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而各地县长几乎都不愿或不敢旗帜鲜明地保护农会，部分落后军队则甚至与农会武装发生直接冲突。各方态度分述如下：

　　（一）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

　　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的态度在广东统一前后有所变化，统一前抱积极的态度，而统一后则有所顾虑。

　　1924年，革命政府两次发布宣言支持农民运动。在第一次宣言中，谴责“乡绅之把持乡政，为富不仁者之重利盘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盗贼土匪之焚杀掳掠”，赋予农民协会从乡绅手中接管乡村政权的权利。同年，针对“豪绅仇视摧残”农会、捣掠会所，地方官吏及驻防军警，有时亦竟漠无所视，甚至有与劣绅土豪互相勾连，戕贼农民，因缘为利以自肥的现象，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警告“服务于政府之军人、官吏”须“遵奉党纲保卫农民利益”，否则“褫夺官职，永不叙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多由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员担任，派往各地组织农民运动的农民部特派员如澎湃、阮啸仙等人均为共产党员，因此，在各地出现民团、地主武装攻击农会时，农民部能够代表农民利益，请求政府派遣军队保护农民。在广宁、高要农民斗争中，革命政府均派兵攻打地主武装。

　　但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地位不牢，政府工作重心放在统一广东和全国的军事斗争上，以维持政权为第一目标，没有决心贯彻自己颁布的农民运动政策。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并未为减轻农民负担采取实质性举措，没有颁布法令或采取行政措施逼迫士绅地主减免租捐。农民斗争最大的敌人是民团，革命政府在对农民的第一次宣言中赋予农会解除民团武装的权力，国民党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提案中也曾提出“应由本党政府命令取消民团”，但事实上，国民党及革命政府不但没有决心取消民团，反而为筹购械费用而允许民团向广东兵工厂购买武器。在解决农民与地主武装的冲突时，政府往往抱持平息冲突的态度，压迫地主民团向农会稍作让步，力主双方妥协和解，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以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广宁减租运动为例，在军队介入、农军牺牲11人的情况下，也只是以“收缴最反动的一部份地主武装，开和平会议，减租成功”告终。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批评“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指责“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

　　（二）县政府态度

　　在历次农民斗争中，各县县长的态度最受诟病。国民党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提案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除了民团之外，就是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他们“不奉行本党党纲，不遵守本党纪律，到处都是勾结土匪、劣绅，以压迫农民，摧残农会，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该提案列举各县县长的劣迹，痛斥广宁县长蔡鹤鹏、李绮庵、顺德县长邓雄、花县县长谭声永、宝安县长钟思治、梁树熊等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镇压农民斗争，指责中山县长卢家驹、番禺县长罗邦、东莞县长梁楚女等对防军和土豪劣绅攻击农会、屠杀农民的行为无动于衷。提案人显然为农运工作者，因而不免带有感情色彩，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地主、民团攻击农民协会时，各县县长基本都没有站在农民一边，履行其保护农民协会的职责。主要原因是，多数县长是防区驻军和地主士绅的利益代理人，对执行革命政府提倡农民运动的政策态度消极。鲍罗廷指出，多数县长是“在1925年8月24日发生主要政变以前由在广东掌握政权的各派军阀安插的”，有的甚至从清朝起就已担任县知事，就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来说是站在豪绅一边的。政变后，为了维持地方政权稳定，仍然保留了多数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县长。此外，由于士绅地主力量强大，为寻求其合作，县级政府即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公开支持农民斗争。广宁县长蔡鹤鹏是个例子。蔡就任前，省长廖仲恺告诫他要保护农民，但减租运动发生后他却连言语上都不敢触犯土豪劣绅，在向请愿群众讲话时畏畏缩缩，唯恐开罪土豪劣绅。

　　（三）军队的态度

　　军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受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影响的军队，如黄埔学生军暨党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等，另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其他军队。前者能够积极支持农民斗争，后者对农民运动持消极态度，部分粤军军官甚至兼任民团团长，直接参与镇压农会斗争。鲍罗廷批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一会儿在暗地里同农会作对，一会儿公开反对农会”，在广东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军队始终站在豪绅一边。继许崇智之后担任广东省军事部部长的李济深对农民斗争同样持消极态度，1926年广州附近的民团袭击农会，烧毁了12个村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派军队镇压民团，李济深以不知道谁对谁错为由拒绝执行。中共广东区委对李济深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相当不满，指责他“所说的话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关于农民的事他的态度比任何人坚决。被视为最落后的粤军李福林军，更是在其驻扎地番禺、南海、顺德等县多次攻击农会。军队上层消极对待农民运动意在换取士绅地主政治上的支持，鲍罗廷指出许崇智是“试图通过反对农会，通过他的军队援助豪绅”来建立他与豪绅之间的联系，李福林则本来就是同农村豪绅结合在一起。军队中下层厌恶农民运动，主要是因为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民团、地主的斗争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还有部分防军“不大理农会，有时还很恨农会”，是因为“防军抽捐时，农会往往指示农民起来反抗他的缘故”。

　　四、统一广东后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转变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东江流域、南路地区，国民党第一次在广东全省执政。农民运动的发展一度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在统一广东的历次重大斗争中，无役而不有农民参加，中山、广宁、惠阳、海陆丰、五华、宝安、顺德、高要、普宁等县农民，直接或间接，作反帝国主义运动，协助革命政府，镇压反动势力，防御土匪，尤随处表现农民与革命政府合作之精神。随着革命政府统治区域的扩大，农民协会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掌权的国民党左派曾采取以武力保护农民使之免遭豪绅掠夺的措施，让鲍罗廷一度对左派接受“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通过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观点抱有希望。但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却开始发生改变。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统一后，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生出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国民党右派因为农民运动同他们的实际利益冲突，仇视农会，散布种种谣言影响国民党左派对于农民运动在动摇的状态中”。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派掌握了政权，中共广东区委发现，国民党领袖对于工农运动的态度变坏了。就是所谓左派的领袖也是如此。

　　广东农民运动对巩固政权的利用价值降低，是导致国民党左派和中派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广东区委指出，因国民政府既已统一广东，正从事筹备北伐，所以只需要湖南、江西各省北伐道上的农运，不再将要广东方面的农运来使农民帮助，当然要讨厌农运。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激烈的农民斗争则被国民党视为动摇统治的不利因素。一方面，农民为争取自身利益与地主、士绅进行的斗争动摇了地方秩序，迫使政府投入军队稳定局势，分散了政府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斗争的矛头也指向了政府，农会提出的废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污吏等要求，在执政者看来不免有挑战政府权威的意味。为筹措北伐军费，国民政府非但不能减免捐税，反而需要以发行新债券等方式开拓收人来源，这些新增的负担最终也落到农民头上。农民的利益与国民党的需求之间出现了分歧，国民党希望农民牺牲自我服从北伐，但领导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却坚持“一方面要帮助左派，同时也要为民众利益奋斗”，不能“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国民党让步的原故，就袒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民众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积极的批评他”。

　　是否还要继续推动农民运动？这是国民党中央的两难抉择。停止支持农民运动，放任地主士绅、地方官吏、落后军人摧残农民，则不但意味着放弃国民革命路线，而且可能会迫使农民和农民运动者转而反抗国民党政府。继续推动农民运动，则要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从北伐转移到政治改革和农村土地关系改革上。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表示：农民交纳的地租和捐税占劳动成果的65%，这是农民斗争的根本动力，只要农民组织起来了“并感觉到政府在支持他们，至少不镇压他们，我们就未必能迫使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就未必能迫使农民放弃过早的行动（按，指发动对地主豪绅的战争）”。如果继续组织农民，就“意味着必然发生内战（按，指广东农民与地主豪绅之间的战争）”，因此，要么是放弃组织农民，并说还不到时候，我们应当从事国民革命运动；要么是组织农民，那就要明确地对自己说：我们准备进行土地改革。”然而，选择进行土地改革对国民党而言同样绝非易事，国民党阶级成分复杂，包括中央领导层在内的党员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豪绅思想意识、官吏思想意识和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清除妨碍实行土地关系改革的各种思想意识”。

　　在积极与消沉之间，国民党选择了后者。国民党中央忽视农民运动，省政府不再出面帮助农会，原先一些愿意协助农会发展的地方政府也消沉了，更多的县长则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转而攻击农会。罗绮园注意到，现在各县的县长，没有一个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与从前的情形很不同了；从前各县县长虽然不帮助农会，但也没有明目张胆地攻击农会。现在他们是很显著的向农会进攻，并且各县一致，好似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过大会，彼此约定好了要取一致的政略一样”。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国民党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北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8月19日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委员会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没有一名国民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农民部部长都不重视会议，只致了形式主义的贺词。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疏离有其必然性。国民党“一大”虽然举起了国民革命的旗帜，一大”《宣言》也处处渗透着经列宁民族革命理论武装的国民革命理论，但国民党领导层对国民革命理论却非真心诚意地信仰。国民党对推进国民运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群众团体、中共、苏联及共产国际对其革命的支持。即便是左派也没有接受苏联及中共所坚持的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取胜的基础的主张，因而没有决心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及其继任者都相信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军事，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够此外，国民党是一个阶级成分复杂的团体，党内和政府、军队中存在着一股不小的阻碍农民运动发展的势力。国民党不能满足农民的全部利益要求，农民运动的发展也不可能永远局限在国民党设定的轨道内，当国民党当权派的主流意见认为继续推进农民运动弊大于利时，双方的分离就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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