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句“输将米谷歉犹丰”，刻画了田家输米入官仓之后的窘迫之态。贵州生员谭世禄的《贞丰州竹枝词》中有一句：“休讶山居穷措大，年年食少卖新苗。”可谓将“输将米谷”的“疲苦人民”的后续生活续写出来了。道光贡生黄晋明的《贞丰州竹枝词》描述家乡黔西南夫妇一起下地耕种才能养家糊口：“妇去耕山夫种田，谋衣谋食各纷然。”妻子白天下田劳作，晚上织布交与官差，时间紧迫：“织来花布才盈丈，要与官差算脚钱。”曾大伦在《贞丰竹枝词》中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家乡人的辛勤劳作：“五更蚤起三更眠，狎妇辛勤亦可怜。井臼亲操中馈主，夜勤纺绩昼耕田。”这不就是“役及男和女”的生动写照？且“役及”的不止“肩挑”，还有“耕织”。不止一条材料证明黎平府的百姓要承担的赋役十分繁重：“乾隆二十七年，总督兼巡抚吴批本司道等会详查，得黔属各地方征收钱粮额外浮收，重加火耗、多索票钱，以及短价采买，或藉差使名色，滥派夫马，一任书差指十派百，折收肥己，或藉供应，派索猪鹅鸡鸭、竹木柴炭、马草刑具监茨等项，种种陋弊，不一而足。”恶劣的自然环境本就不利于农耕生产，加之人为的盘剥，《播州竹枝辞》第十三首写出农人的心声：“田家最怕是催租，租吏上门甚剥肤。若得好官真个福，纵迟一日不追呼。”前面两句将田家最害怕的事情讲述出来，“租吏上门甚剥肤”，多么血淋淋的画面！难怪朱凤翔说田家的乐土就是“粳米上仓轮自乐，家家门少吏催租。”身在甘肃渭源任知县的朱凤翔写有一首描绘家乡的《黎阳竹枝词》，其中除了描写家乡美景以寄托思乡之情外，也提到了家乡父老的生计问题：“十年树木计如何？不种平田利更多。鸦嘴丁男争荷去，青杉影里认青螺。连云山寨起层楼，比户机声夜未休。”种田利少，为了生活下去，黎阳人放弃了赖以生计的农耕生产，转以植林树木来营生。即使如此，山寨中仍通宵充斥着纺织声。

　　最后一句“升斗何曾恕小童”，整首辞因这一句将百姓与官府进行比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小小儿童也需缴纳田赋。《贵州通志》记载黎平府的户口情况时说：“原额户口四万九千四百六十户，新增户口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户，原额人丁二万八千三百九丁，俱系黑苗，原未审丁征银。”是否可以理解为，官府在治理苗侗地区初期，没有明确规定按丁缴赋，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以人口数作为缴赋的统计标准，儿童也在缴赋之列。龙绍讷在《龙氏迪光录》中也记载为“原未审丁征银”，可见，贵州苗侗地区在晚清时还需老少都缴纳赋税，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黎平知府俞渭在《黎平府志》卷一中详细记载了黎平府的气候，并详细说明贵州的地貌情况，不利于农耕生产：“黔省山多田少，最为瘠薄，若雨水稍多，则高阜者得济而低洼者浸损；若晴霁稍久，则低洼者尚资灌溉而高阜者已觉旱干，是以历年收成不过六七分至八九分而止。”俞渭所说不假，黎平府时有灾害发生：“万历四十六年，大旱，米贵如珠，冬大疫。崇祯十二年夏六月，平茶所大水漂没庐舍无数，溺死男妇八百余口；十五年夏五月，洪水为灾，新化、欧阳一带，平原人户水卷一空。”到了清代，黎平府的自然灾害对农民并没有变得仁慈点：“乾隆四十三年，岁大旱，田谷杂粮得收者少；四十四年夏五六月，民大饥，斗米易银一两一二钱，饿死者无数，发廪减价粜赈之”；乾隆“四十九年，古州大水，河街城内俱被水湮”；乾隆“五十二年，岁旱，民饥”为此，都匀教授胡奉衡写有《忧旱诗六绝》，曰：“荷篠穿扉无夕朝，桔槔达曙韵萧萧。借得些儿润畴陇，也应满腹肺肝焦。频遵孔说不忧贫，遂尔终年未计身。此日农夫艰一获，应无余粒饱闲人。紫烟黄雾罥焦枯，一颗甘霖几颗珠。襫祓不知祈雨术，桔槔声响当哀雩。鼠经自奉愈增硕，鸿被天凶更觉哀。同是转轮藏中物，一逢倾复一逢栽。妻孥蹙额频携馌，父老垂眉苦踏车。南亩螺添半寸水，西畴龟裂几层淤。农人心力久称痛，陇陇看看叶叶枯。无计重赓豳雅咏，有怀待献郑生图。”诗中将农夫艰辛种植，企盼风调雨顺，以及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努力抗争进行如泣如诉地刻画，读来令人叹息。这位五开卫平屯所的诗人还写有《黎平竹枝词》，词中先述苗地祭祀歌舞的风俗，后述这些歌舞的目的：“头插鸡翎齐跃舞，岁时相庆祝昇平。”在结尾婉转地陈述了苗女连夜织布纳税的情景：“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洞布纳官租。”可见，黎平府的“官租”是可怕的，龙绍讷在他的竹枝辞中算是用比较委婉的语调来描述这一严峻的社会现状了。

　　二

　　与第一首内容相连的《黎平竹枝辞》是第四和第五首，描述完百姓输租情形后，龙绍讷接着描述苗侗地区的百姓们遭受着怎样的吏治环境：“大腹膨脝脚八叉，乔装乔扮站官衙。官衙不识河阳宰，满县惟开皂隶花。”“规矩包儿裹在腰，卓锥无地也丰饶。八家名数分头目，举箸擎杯惯骂苗。”这两首竹枝辞一总述，一细说；一婉转，一直书，无比形象地将黎平府的衙役们横行无忌的丑态描画出来。“大腹膨脝脚八叉，乔装乔扮站官衙。”将一群面孔朝天、大腹便便的衙役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唐代寒山《摧残荒草庐》：“饱食腹膨脝，个是痴顽物。”可谓对黎平府这些装模作样的衙役一个中的的评价。后两句“官衙不识河阳宰，满县惟开皂隶花。”将黎平府的衙役全县征收赋税时的扰民情景总述得十分形象。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龙绍讷一句“官衙不识河阳宰”，言下之意即为满县惟知有“皂隶”，而不知有“县宰”。这“皂隶花”与柳氏的“悍吏”是同一情形，不同的描述罢了。光绪五年，贵州巡抚岑毓英经过调查得悉，黎平各府厅州县征收钱粮弊端十分严重：“收秋粮市价每石银一两，折征二两，是加～倍也。又改银收钱，钱价换一千六百文，折收三千二百文，又加一倍也。复加以粮房票钱催差杂费，又加一倍也。如上，实米除例征耗米外，另有地盘样米、尖斗尖升等项浮征，故上粮一石非二三石不能完纳。至收条银，百姓纳银到时则日银水不足、平头不足，多方刁难。或改钱折收，藉称市钱市价必加库平库色任意勒索，以致每完条丁银一两加二三两不等。各省定赋之例，虽有加收耗银，而查贵州田赋则例，条银一两最多不过准加耗银一钱五分，秋米一石准收耗米一斗五升，何至加及数倍？”如此沉重的数据，需要全境百姓来负担，而“大腹膨脝”的“皂隶”就是这些数据所代表的钱粮的收取者，难怪如此忙碌了。据史料记载，黎平府并不是产粮的沃土，黎平府“原额全熟田一十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三亩七厘四毫六丝一忽二微七尘”，“产米可敷民食”。黎平府的农田原本只够本地居民口粮之用，缴纳赋税，已是十分艰难，加之衙役盘剥，百姓生活的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了。

　　据《黎平府志》记载，“各属户书粮差于百姓上钱粮时，先勒索报到钱文，出钱者给墨飞一张，方准赴衙门上纳，如不先交报到钱文，甚有延至两三月不能上粮者。”不给官府交纳报到钱，居然不能按时上缴官粮。岂不是强迫百姓延迟交粮纳赋？就是如此苛政，才使得那些“皂隶”变得“大腹膨脝”，成了蛀虫。不仅衙役压榨百姓，就是地方官员，也有盘剥：“嘉庆三年，广西边省仓谷并未实贮在仓折以谷价，各省额设仓谷，原应如数贮仓以备缓急之用。乃近年州县因买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私肥囊橐。及交代离任时，仅将例价留抵，日积月累，辗转因循，以致仓谷空虚，毫无储备，甚至将所留例价亦复侵用……出借时，于富户则抑之使借而于贫民则靳而不予，且出借之斗斛任意减少而还仓之谷石勒令加增，以致小民不沾实惠，转或因之受累。”这真是“借公事以济贪私，剥民财以肥己橐”。此类情形，不止发生在广西吧，遍地开花的黎平“皂隶”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膨脝”的机会吗。清代官员有“养廉银”，为防止官员在任期间发生不法行为来聚敛钱财，朝廷有专项资金发给各级官员，银两多少由级别界定。黎平府知府“养廉银一千二百两。门皂壮丁等役二十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百四十四两。岁共银一千四百四十九两，均由藩库请领。”可“皂隶”们没有“养廉银”。因此，他们为养家糊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苗侗地区繁重的赋税引起了清朝廷的注意。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清高宗有相关谕旨：“苗人纳粮一事，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烦杂之费或转多于正额”。针对此种情况，直至道光十五年，清宣宗就御史况澄关于《豁免钱粮请严剔弊端》的奏疏发出指示，要严格办理，如果出现：“各省于应行豁免本款；或先期征存不行流抵；或既奉蠲免，不为扣除；或以官亏，捏报民欠，吏胥等又复从中侵渔，是以实惠不能及民，徒饱官吏之蠹”等情况，“倘有官吏影射及蠢役奸胥把持需索等弊，一经发觉，定将该管官及该管上司一并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不管朝廷法度如何，官员治理如何，事实是百姓仍然生活在重压之下，苗侗地区旧有“不立契纸，以木刻为凭”的信贷习惯。对此，顾悖纯在《古州杂咏并序》中有详细记载，并且在结尾叹息，统治者盘剥日苛，旧习已难行了：

　　古州苗多架阁而居，日峒家。无契券，凡田土钱债，以片木刀刻其上，日木刻。执此征租索债无敢逾时刻者。汉人杂入多举放钱债重征其息，苗无银以禾准银，名日脚禾，其息愈重，汉人往往操十余金入寨。不数年闲即有数百金。今苗贫且刁，虽有木刻至期亦有不偿者。倚山楼阁势凌空，倒影榕江一碧中。钓水樵山随处足，峒家生计未愁穷。不须符券信堪征，太古遗风比结绳。为有脚禾盘剥甚，近来木刻也难凭。

　　龙绍讷在疏疏朗朗几笔描画出黎平府百姓饱受赋税困苦之后，紧接着又抒写苗侗地区的另一困境：“规矩包儿裹在腰，卓锥无地也丰饶。八家名数分头目，举箸擎杯惯骂苗。”前两句“规矩包儿裹在腰，卓锥无地也丰饶，”龙氏自注：“告状者书差索钱谓之讲规矩”向告状者索要钱财，且专有名目“讲规矩”，可见不法已经风行，这首诗旨在揭露苗侗地区的司法黑幕。《黎平府志》有关于当时当地律法风气实况的记载：“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淩成习，奢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寡，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蠢棍诈害良善。”可见，黎平府在诉讼方面，一直被某些居心叵测之人操纵着，有这“规矩包儿”，真正有冤屈的人恐怕很难申诉。“卓锥无地也丰饶”，讽刺十分辛辣。脚无立锥之地，原一般用来形容穷人穷得一干二净。龙绍讷却用来形容那些腰缠“规矩包儿”的衙役们，即使没有耕种土地，却能够家资丰饶。这丰厚的家产从哪里来呢？全靠着腰上的“规矩包儿”。康熙四十六年，湖南天柱县属之坌处，有木客伍定祥，控告坌处一带地方拦江抽税。这一诉讼案最后虽经湖广抚臣禁革抽税名目，取消了这一“规矩”。可是，坌处因其优厚的经济位置，一直就是多事之地。雍正九年，坌处人王国良与挂治苗人互争当江，最后由黎平知府滕文炯审断，革去当江名色。事情并未完结，据《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内外江争取当江的争利官司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拟定协议方罢。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清高宗的谕旨中论及苗侗地区的诉讼问题：“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有与兵民熟苗关涉之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考量，大概是使用汉律使得苗侗地区的诉讼更加的复杂并失去了原本意义吧。翻阅有清一代的史料，但凡涉及苗侗诉讼一事，几乎都有一句“凡苗人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可即使这样，也仍使那些“规矩包儿裹在腰”的吏胥们“无地也丰饶”了。至于“八家名数分头目，举箸擎杯惯骂苗。”翻阅史料发现，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贵州巡抚张广泗在《议复苗疆善后事宜疏》中明确提出都匀“地广苗悍甚于新疆。”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说：

　　黔省境接川楚。奸棍顽苗。互相勾结。贩卖人口一事。最为地方之害。请嗣后定例、地方官于一年之内、有能孥获积棍顽苗者。计人数分别议叙。傥不能查缉、为别处官弁孥获者。亦计人数降革。至窝藏护送、及牵合之人。亦分别严加惩治。其外省客民、有买贫民子女者。令报官用印。亦不许买至四五人。违者仍照兴贩例治罪。黔省与楚蜀滇粤接壤。多民苗互相雠杀抢劫之事。请嗣后定例、夷人越界、未曾为非者。仍挐送本省如系越境偷抢、及助人仇杀者。即在孥获之省、审明发落。又黔省有孥白放黑之习。如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复。将无干之家、夺其人口牛马、丢插冤单、令为报复。如不能代其报复、则勒索银两取赎请嗣后定例、照应得之罪、加一等究拟。

　　同高其倬所奏一样，雍正六年，清世宗在上谕中说：“云南等省所有苗蛮口猹，种类甚多。残忍性成，逞凶嗜杀，剽掠行旅，贼害良民，又或贩卖人口，捉当勒赎。所以为内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举。而众苗之中，又复互相仇杀，争夺不休，于其所辖土民，则任意伤残，草菅人命。”可见，当时苗侗地区确实存在着“逞凶嗜杀，剽掠行旅，贼害良民，贩卖人口，互相讐杀，争夺不休，任意伤残，草菅人命”等不法行为。这些都需要官府去处理。当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害马之群无法绳之以法的时候，不排除黎平府的这些“八家头目”会如高其倬所说的“孥白放黑”、“将无干之家，夺其人口牛马，丢插冤单，令为报复”。如此一来，“八家头目”在将无辜之人顶替他们原本需抓捕归案的要犯之后，一边举杯庆祝他们又可以蒙混过关，甚至立功了；一边诅咒那些他们对之无可奈何的真正的肇事者。龙绍讷这两句竹枝辞正是用来讽刺与揭露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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