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东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在他丰硕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中，不仅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作了探讨，对科举的不良影响及其弊端进行了抨击，而且对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认识，从而使科举考试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其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陈东原；科举考试；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1-0126-03

　　陈东原（1902～1978），安徽合肥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史学家。在1930～1934年间，陈东原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主办《学风》杂志；在1935～1937年间，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硕士学位。之后，至1949年之前，先后在安徽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先后任教育部高等教育科科长、教育部简任督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院长、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等职。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陈东原不仅关注教育现实问题，而且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研究，先后出版《中国古代教育》、《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论文。可以说，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史学家，陈东原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丰硕，且涉及领域广泛；而这其中，对科举考试制度史的研究，乃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探讨

　　早在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陈东原，就在胡适的指导下，写就《中国妇女生活史》，并在两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在1931年，他所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此前后，于《学风》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中国教育史研究论文。由于他对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有得，因此，1932年夏，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请他撰写《科举时代教育》小书。于是，陈东原乃在一年之中，作长篇史话，成文三十余万言，陆续在《学风》月刊上发表，这其中，就有多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鲜明的科举考试制度史的研究论文。如《隋唐的科举》（1932年第8期）、《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1932年第10期）、《明代之科举与教育》（1933年第1～2期）、《清代之科举与教育》（1933年第4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陈东原不仅对古代科举制度的基本发展状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同时，基于史料，也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如，他说，辽代的科举，“初则仿袭唐代，继则模仿于宋”；举进士，只以汉人为限，契丹人不许应进士举，可见契丹人对于科举制度，“不过利用他牢笼汉人，并不是真能了解接受的”。对金代科举，则特地分析了策论女真进士的原因及过程；在叙述科举搜检之严时说，进士应试，差军士监检，为了防止怀挟，“尝有使进士沐浴，置衣为更”、“解发袒衣索及耳鼻之举”。对元代科举，不仅叙述其南北分榜的等级考试，而且对其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作了详细说明；此外，列举了试场规则、试场仪节，以及弥封、誊录、考校、出榜手续、殿试的仪式，等等[1]。对明代科举，认为它已经达到了“极完善的地步”，故不仅从“科举阶段”、“考试办法”、“南北卷”、“举人额数”、“贡院形势”对其制度本身作了探讨；而且，深入分析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及其对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怀挟、传递、割卷、换卷等种种作弊手段。对清代科举，认为它“一仿明代之旧”，并分“童试——童生如何为秀才”、“岁试——督学之考复”、“科试与优行拔贡——选应乡试”、“乡试——秀才如何为举人”、“中举后之荣威——报喜、上匾、竖旗杆、祭祖、开贺”、“殿试”、“朝考与授职”、“八股与制策”等方面，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作了详尽论述。这些研究论文，由于叙述详尽，分析深入，见解深刻，对推动当时科举考试制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基于以上深厚的研究基础，陈东原整理撰写完成了《科举时代教育》一书，并在1934年3月，以《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为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因是依据所发表的论文提要钩玄，就史话基础另行进行的编述，所以虽因篇幅所限，“未能畅所欲言”，但由于基于前期丰富、深厚的研究基础而完成，使之不失为一部全面的古代科举和学校史著作，也是我国最早较为全面论述古代科举的著作之一。综观本书，所论科举考试制度的内容虽不及其此前所发表的论文丰富，但就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探讨而言，也谈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对于科举的起源，在该书的开首，即明确提出：“科举制度虽确立于唐，而实创始于隋”。此说，陈东原乃是依据《纲目》中所载的唐天授中左补阙薛登的“上疏”，因该“上疏”言及科举之滥时曾云：“炀帝嗣后，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而，陈东原乃也依当时相传的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之说，认为“公元六〇六年，为中国科举时代的开始”[2]。

　　二、对科举影响及其弊端的抨击

　　在陈东原看来，“科举教育，虽然是一种特殊制度，在教育史上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然而它对于从前教育，并不是革命的、创造的，而只是改良的、因袭的。虽然科举制兴之后，受教育的人由贵族阶级而转到官吏阶级，人数比较的增多，范围比较的扩大，但教育内容却比较从前更为狭隘……中国教育实在受了科举制度很大很大的毒害”[3]！如科举使得官学“完全是科举的一个阶级，一种资格，名虽学校，实则只是一种混资格的机关”[2]，学生所学不过讲说章句及课试的文章，实乃是科举的预备；对于书院，虽然其不失有反科举的精神，不时有反科举的举动，但是“书院之膏火奖金，与官学的廪给，同为科举教育养士政策之表现”[2]。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对科举影响及其弊端的抨击方面，陈东原对科举给予学风的不良影响所作的分析，精辟而且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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