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陈东原就科举考试制度之于学风的形成曰：“科举学问之空疏无用，远于实践，而为欲功名富贵之早日实现，不免奔竞干谒，玩法舞弊，教材既属空疏，所习惟表面文章，便不期然而然地流于悠忽怠惰。这便是科举时代的学风”[2]。而之所以形成这种不良的学风，陈东原分析具体原因有四：第一，科举制度的利禄诱惑特别是及第后的荣宠，是功名富贵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于功名思想的根深蒂固，遂使得士子们贪污腐化，以读书为敲门之砖。第二，由于科举以造就官吏为目的，舍此别无他路，所以，士子们为了青云直上，奔竞遂成风气；道德学问可以不讲，但结纳权贵，几乎成为读书为仕的第一要义。第三，由于科举对士子的要求只在课试之文章，甚为简单，容易使人生趣索然，而养成悠忽怠惰的习性。第四，由于科举时代的官学教材空疏简单，远于事实，不切实用，“除四书为人人必读外，唯有五经为专门之学，外此所习不过《韩文》、《楚辞》、制、诰、章、表、策、赋、经义之文、子史之妍”，从而造成空疏无用的学术，使得“科举学术皆纸上文章，口耳相尚，往往能言而不能行，所行又非如所言”[2]。

　　值得指出的是，陈东原对科举于学风不良影响的论述，并不仅仅是基于学风本身，而是深刻洞悉到了其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巨大危害。如他说，“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污，士大夫之自私自利，舞文玩法，势利虚伪，科举时代功名富贵之教育思想，实应为一重要原因”！“悠忽浪漫闲散怠惰的习性，直接固关系于中国学风，间接实有害于中国民族。因为中国民族的政权、社会的责任，数千年中，均操在此种具有悠忽怠惰习性极深的士大夫阶级之手。”[2]这些见解，可谓深中肯綮。

　　三、对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认识

　　科举考试制度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到了近代，它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对社会特别是对新式教育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大，改革乃至废除科举的呼声不绝于耳。陈东原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虽以古代为主，但在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教育的弊端乃至科举的不良影响仍然存在，他在对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同时，也不时对近代教育的历史开始关注、探讨，这其中，自然包括对科举在近代中国社会命运的探讨。

　　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之弊，陈东原结合学校的现实弊端，对科举的流毒进行了揭露。他说：“学校教育和科举教育一样，以为智识是人家已经发现的现成材料所累积而成，研究语言文字，就是这样接近这个‘智识储藏所’的门径。求学之道，只要从这现成的储藏所中取些出来，所以累积许多符号式的智识，便为教育目的，只求智识的量，不问智识的质。于质问时能作夸炫的回答，就算达到目的，对于一个人所抱的态度和方法，反不很注意。”[4]可见，在此，陈东原是将当时学校教育之弊比作科举之弊进行抨击的。在他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仅仅给予人肤浅的、残缺的知识，这种“符号”知识，即便是学得很好，也无非是一个两脚“书橱”，与科举教育无异。所以，针对当时有人倡言私塾书院制度，甚至喊出“准备科举”、“恢复科举”时，陈东原抨击道：“这是把智识看重在个人和书本上面，而忽略了社会和生活的缘故”[4]；中国的教育问题，乃是在教育本身发生了问题；复古不能发展，改革才能前进。

　　在他看来，中国的新教育虽行之有年，但“所有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在社会之地位，俱无异于科举时代。学生以学校为出身之所，教材唯教科书之是读。毕业生之荣誉，无异于应试时之登科；毕业生之文凭，无异于及第后之金榜。功名富贵之思想如故，学术之空疏如故，攀援依附、奔竞营私亦如故”，鉴此，陈东原痛心地叹曰：“科举时代虽已结束，科举教育之实质却仍存在”！对于此“洋八股”、“新科举”式的教育，他振臂呼喊道：“此种教育，若无彻底澄清之改革，侈谈普及，将使四万万人，人人皆为洋八股而后快，其患有不堪设想者”[2]！这些看法，在当时振聋发聩。

　　为了不让新教育变成“洋八股”、“新科举”式的教育，陈东原在他对科举考试制度史的研究中，基于对科举之发展及其弊端的深刻认识，在论述到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命运特别是当时有识之士对于改革、废除科举的建议时，给予了充分肯定。无疑，和众多的有识之士一样，陈东原也是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这些，在他一系列研究成果中，随处可见。

　　1936年，他所著的《中国教育史》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被后人誉为“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的著作中，虽然内容偏重古代部分，但在有限的近代部分中，陈东原仍专门以“废八股”和“武科试枪炮”为小节标题，对清末科举的变革和废除八股的最初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后，在1946年的“增订版”中，他特增加“清末之新教育”一章，并先行在《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2～4期上发表。在该章中，又专列“废科举与设学部”部分，较为深入地分析阐述了科举被废除的原因和过程。如认为“科举不停，办理学堂，困难不已。盖时人仍以科举为正途，不敢遽送子弟入学堂。学堂学生，原已不多，而一遇州考，相率告退或请假以应考”；而针对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所制定的学堂奖励出身政策，他说：“学堂虽有奖励，然科举存在一日，学堂之发展即有一日之障碍。”[5]这些认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陈东原在他所从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史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而且，分析了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学风乃至社会的影响，并将对科举的研究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极具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东原.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J].学风，1932，（10）：35.

　　[2]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陈东原.中国教育之历史及其遗蜕[J].教育杂志，1930，（9）：4.

　　[4]陈东原.中国教育新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5]陈东原.清末之新教育（中）[J].教育通讯（复刊），194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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