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与严歌苓都是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都具有关注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与张氏执着于描写女性在家族家庭、恋爱婚姻中的命运不同，严歌苓更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并利用中西文化夹缝中特殊的身份，书写大陆的政治霸权生活以及西方视野下的文化心灵的冲突。

　　关键词：张爱玲；严歌苓；女性；两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99-06

　　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孜孜致力于女性题材并作出杰出贡献，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应该算是严歌苓了，陈思和曾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①。他还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复兴的“张爱玲热”也是由港台延伸到大陆的。张爱玲已于1990年代悄然去世，而严歌苓此时灿然成名，历史似乎冥冥中传递着某种能量，将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个中联系还真耐人寻味。

　　首先二者拥有相同的悲剧式的人生观和关切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

　　张爱玲悲剧式的人生观在研究界已得到公认，这主要来自其没落贵族的身世，离异家庭的寂寞童年、战乱动荡的人生经历、爱情婚姻的不幸遭遇以及作家独有的敏感荒凉的精神世界，在这点上，尽管严歌苓生活时代晚了一个多世纪，二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严歌苓也是一个悲剧观念极其深厚的女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对人性是比较悲的人，……我的经历使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③在散文集《波西米亚楼》中她这样写道：“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了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④

　　由于生长在一个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严歌苓从小就敏感早熟。8岁时亲历文革，青春年少时的军营生活中，既体验了集体熔炉的飞扬腾跃，也经历了被欺骗被出卖的凋零的初恋，成年后失败的婚姻、走出国门后“生命移植”的疼痛，等等。由于过早目睹了社会现实的迷乱与不堪，她更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奈和痛苦，尤其是作为女性，“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很敏感，所以才把这种经验永远融合在我的作品里，变成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阴影。”⑤“我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⑥

　　家庭的不幸、情感的挫折、社会的动荡、人生的孤独，等等，两位女作家同样用笔墨吐露心声，通过独特的视角关注世事，尤其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旧时代的“怨女”形象，由于没有生命的尊严、没有自主的权利，为了生存而将嫁人作为谋生的手段，或甘心或无奈地做了男权社会的女奴，上演了一幕幕无爱的悲歌；严歌苓也一直致力于书写女性，解剖女性的生命与情感。作家曾经坦言，“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而她着力要表现的，则是女性身上最本真也是最原始的人性特征。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到《扶桑》、《少女小渔》再到《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演绎着一出出令人震憾的悲剧故事。她们或者在生存的边缘上徘徊，或者在爱情的泥沼中挣扎，深沉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贯穿了严歌苓创作的每个阶段。

　　另外，二者在艺术表现上都具有视觉化效果，讲究色彩、光线、节奏、韵律等的使用，所以，很多作品都被搬上银幕，并获得成功。

　　但毕竟，两位女作家隔了一个多世纪，严歌苓在时代的变迁中呼吸到了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的气息，她是主动走向并接纳社会的变革，走向灵动的西方，而非张氏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的无奈割舍和被动剥离，特别是严歌苓从另一个视角反观古老的中国，移民化写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爱玲一生沉溺于往日苍凉古老的情调，直至晚年还依然坚守斑驳泛黄又神秘隐晦的记忆，与世隔绝，所以二者笔下就有了诸多的不同。

　　一、“人生素朴的底子”

　　与广阔残酷的历史背景

　　张爱玲生长和生活的圈子相对较窄，她规避了时代的变迁，而把目光聚焦在洪荒历史的实际构成者——普通平凡琐屑的弱小者身上，她善于写小人物的常态生活，“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⑦写没落贵族的家长里短，写新旧女子的小委屈、小情调，尽管张氏的经历也算得上风风雨雨，但她骨子里的“荒凉”感表现出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一贯的冷然态度使她的创作有种“他者”的感觉，作家采用了冷峻讥诮的叙述风格，好比《传奇》第一版的封面中突兀探寻旧式家庭的现代女子，在不动声色中消解“人生飞扬的一面”，展示“人生最素朴的底子”，通过繁复细致的生活图景的描述展示现代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人性的脆弱与悲哀，人生的孤独与荒凉。

　　相比而言，严歌苓的创作显得明朗蓬勃热烈了许多，这除了作家性格和精神气质（严歌苓的父母均具有艺术气质，本人又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差别外，更是由于置身环境的不同。严歌苓生活的时代是先给予希望又将希望彻底毁灭的时代，是反人性反理性的时代，诡谲多变的时代浪潮既充分激发了人性又残酷地扼杀了人性，人类命运更加诡异莫测，人性更加复杂和扭曲，她曾说过：“‘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很多年以后回想起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是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10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⑧

　　因此，她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非常态的生活，尤其关注社会意识形态高压下的女性生存问题，故事更具传奇性、丰富性和曲折性。她早期大量的作品里都以文革为背景，如《雌性的草地》、《天浴》、《人寰》、《白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写文革的惨烈和对人性的践踏；移居海外后，视角更为开阔，在中西文化的视域下关注夹缝中移民的生活，借助中国几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她创作了诸如《扶桑》、《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等优秀作品；还有一部分属于“宏大叙事”建构下的小人物的存在主题，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将个体置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中，在人类文化丰富复杂的语境中，既拷问人性，又揭露历史，关注生命本真。《第九个寡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版莫言的《丰乳肥臀》，王葡萄的一生就是在起伏不定的政治环境下的挣扎与坚守，每一次的遭遇都伴随着人性的赤裸裸的展示——直至扭曲与扼杀。可以说，严歌苓的小说对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揭露是颇为深刻的，而作家的叙事风格，已经不是冷静旁观，而是置身其中，寄托了强烈的爱憎，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同时，严歌苓的创作有意无意间使不同文化杂陈在一起，在人物更迭错杂的故事中、在人性的碰撞中展示了不同的文化色彩。比如《扶桑》中展示的中国人强烈的生存意识，即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忍受任何严酷的环境、非人的待遇，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坦然、混沌、安于天命、逆来顺受，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现，而西方男孩克里斯清澈明朗、勇敢冲动、自我反省、不断救赎，也正是西方宗教思想、求真思想的体现，而二者恰好发生了致命且极具诱惑的爱情，在旁人毫无觉察中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恋。而扶桑身上还具备了基督教“受难”、“宽容”、“救赎”的气息，“她对自己生命中的受难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生命中的受难是基本，是土和盐，是空气，逃脱，便是逃脱生命”⑨。在对苦难的超越中使精神始终保持自由并得到升华，这正是儒家文化的“顺天知命”生命哲学与基督教的“宽容献身”的博爱主义的巧妙融合。

　　《小姨多鹤》中小环的口头禅就是“凑合”，一切都可以凑合，只要能生存下去，吃的、喝的、用的，甚至是爱情婚姻、家庭孩子，都可以凑合。而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女孩多鹤，也逐渐习惯了这种凑合，只是在点滴细节中还固守着一些本族文化的尊严。两个女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断磨合、不断谅解，共同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

　　二、蝴蝶标本与活水中的游鱼

　　张爱玲善于用形象的比喻描写女性人物形象，诸如“屏风白鸟”、“冷而白的大白蜘蛛”、苍白乏味的“淡黄的母鸡”、“冗长而单调的连续剧”等，最典型的就是其代表作——《金锁记》中的“蝴蝶标本”，这些都是女奴时代的缩影，深刻描摹了男权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

　　严歌苓的创作中，除了《白蝶标本》写出一段女性身体遭遇集体施暴的残酷记忆外，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可以用“鱼”的形象来表达。严歌苓曾说过：“男人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竞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⑩

　　所以，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大都经历不凡，即使是看似平凡的生活，也会过得有声有色。生活背景成为无尽的河流，时而平静，时而翻腾，有时惊涛骇浪，有时暗流涌动，而河里奋力游动的就是一条条灵巧的小鱼。比如《小顾艳情》、《一个女兵的史诗》这一类，普通平凡的女孩子为了爱情就像童话里的美人鱼，爱得义无反顾，甚至失去自我，用柔情和诚挚守护心中的男人；比如《第九个寡妇》、《扶桑》、《小姨多鹤》等一类，刻画了一系列善良温柔、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们通过不断的奉献来拯救着男人的肉体与灵魂，她们的人性光辉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厚德载物、包容一切的“地势坤”的符号，亦或是西方文化中悲悯救赎的“圣母”形象；当然还有一类如《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花儿与少年》等，这些存在于异国他乡的中国女性更像是漂流到陌生沟壑的小鱼，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求得生存，但重要的是一旦与本真的善良和尊严发生冲突，她们会毅然决然地甘愿放弃所得。正如《少女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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